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
先生曰：“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
爱问：“何以有拟经之失？”
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？”
爱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，然期以明道；拟经纯若为名。”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曰：“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明道也。”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”
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；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”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［náo］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《六经》不必述。删述《六经》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，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‘笔’者，笔其旧；所谓‘削’者，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《六经》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经》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、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，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。”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，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”
爱曰：“伊川亦云：‘《传》是案，《经》是断。’如书‘弑某君’‘伐某国’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。”
先生曰：“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，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，即弑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‘伐国’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《六经》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，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！”
因叹曰：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！”
又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云：‘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删《书》，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爱曰：“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，则诚然矣。至如尧、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？”
先生曰：“羲、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，略无文采的气象，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后世可及。”
爱曰：“如《三坟》之类，亦有传者，孔子何以删之？”
先生曰：“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，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况唐、虞乎！又况义、黄之世乎！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、舜则祖述之，于文、武则宪章之。文、武之法，即是尧、舜之道，但因时致治，其设施政令，已自不同，即夏、商事业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’。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行？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又曰：“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、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，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翻译
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王通和韩愈。
先生说：“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；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。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，就十分推崇韩愈，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远。”
徐爱问道：“那么，王通怎么会有模拟经书这种错误的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模拟经书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。你姑且说说后世儒学之士写作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比起来有何区别？”
徐爱说：“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，但明道是最终目的；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。”
先生说：“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，仿效的又是什么呢？”
徐爱说：“仿效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阐明圣道。”
先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？”
徐爱说：“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；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，大概于明道无补。”
先生说：“你所谓的明道，是指返璞归真，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？还是指华而不实，借此哗众取宠呢？天下纷乱，主要是因为重虚文、轻实行。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，那么《六经》不必删述。孔子对《六经》的删述，是不得已而为之呀。自从伏羲画卦，到文公、周公，其中论《易》的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等著述纷纭繁复，种类数不胜数，《易》道因此乱作一团。孔子发现天下愈益盛行文饰之风，认为如此发展只会目无纲纪，所以效法文王、周公关于《易》的论述，认为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《易》的宗旨。从此，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，天下阐述《易》的学说开始归一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也是这样。《尚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之后，《诗经》自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后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许多淫邪妖冶之句，达成百上千篇。《礼》《乐》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。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，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。在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之中，孔子何尝加过一句多余的话呢？现今《礼记》中的解释之词，大多是后来的儒生自己牵强附会硬凑的，不再是孔子当时所编著的原本了。至于《春秋》虽然大家也说是孔子编著，实际上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。所谓‘笔’，亦即照抄原文；所谓‘削’，亦即删减繁复，那是有减而无增。孔子传述《六经》，担忧繁文扰乱天下，虽然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，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，并不是以文辞教导人们。《春秋》之后，繁文日益盛行，天下更加混乱了。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，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私，更不该焚了《六经》。如果当时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话，把那些反经叛理的书全焚烧掉，这也正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。从秦汉以来，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，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。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，对那些和经书道理相接近的进行表扬，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，也就慢慢消失了。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？但我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，我认为，即便圣人重生，也是不会否认这种做法的。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，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，而求实之风衰败，人们各抒己见，争奇斗异，喧嚣于世，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，蒙蔽世人的耳目，使天下人崇尚华丽，争相追求文饰，以求在社会上出名，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、返璞归真的切行，这些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。”
徐爱说：“有些时候，著述是不能缺少的，比如《春秋》这本书，如果没有《左传》做解，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。”
先生说：“《春秋》必须有《左传》才能明白，这样，《春秋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，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？《左传》大多是《鲁史》的原文，如果《春秋》要凭借《左传》才可读懂，那么，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《春秋》呢？”
徐爱说：“程颐先生也认为：‘《传》是案，《经》是断。’比如，《春秋》上记载弑某君、伐某国，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。”
先生说：“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，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，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。比如写‘弑君’，弑君是罪过，何必去了解弑君的经过呢？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，写‘伐国’，伐国就是罪，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经过？圣人阐述《六经》，只是要端正人心，只是为了存天理、去私欲，对于这些事情，孔子曾经就说过。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，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，但他也不会多说，只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，所以他对子贡说：‘我不想说什么了。’如果是些灭天理、纵人欲的事，又怎么能够详细地告诉世人呢？这不是要助长乱象、引导奸恶吗！所以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讲道：‘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迹的，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。’这就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究做霸道的学问，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，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，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，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？”
先生因此感叹地说：“不能通达天理的人，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！”
他接着说：“孔子曾说：‘我还能见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纪录的地方。’孟子也说：‘完全相信《尚书》，还不如不看《尚书》，我只从《武成》篇里取两三卷来读读而已。’孔子删述《尚书》，即使是尧、舜、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，也仅存数篇，除此之外，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，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，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。圣人仅是剔除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徐爱说：“圣人著经，只是要去人欲、存天理。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，圣人不想详细地告诉世人，确实是这样的。那么，尧舜之前的事，为什么也记载得十分简略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伏羲、黄帝的时代，发生的事情久远而不详，能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。这也是可以想象的，当时世风淳朴，大概没有华丽修辞、注重文饰的风气，这就太古的时代，非后世所能比拟。”
徐爱说：“像《三坟》之类的书，也有流传下来的，为什么孔子也要删掉它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即使有流传下来的，也因为世道变化而不再适宜了。社会风气日益开放，文采日渐兴盛，到了周朝末年，想再恢复夏、商的习俗已不可能，何况恢复到尧舜的时代呢？更不必说比这还早的伏羲、黄帝时的世风了！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。孔子效法尧、舜和周文王、周武王。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即是尧、舜之道，只是因为时代不同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，把夏、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，已经不合时宜。所以，周公想并采禹、汤、文王的举措，碰到不合适的地方，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。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，难道还能实行吗？这正是孔子删略前代之事的原因。”
先生接着说：“但求无为而治，不能像禹、汤、文王那样因时机环境适宜而采取政治策略，而非要去实行远古的风俗，这是佛教、老庄的主张。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，却不能像禹、汤、文王那样以道为本，而以功利之心来实行，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。后来的世儒们诸多人讲来讲去，其实只讲了个霸术而已。”
释义/赏析
文中子，指隋王通（584—617），字仲淹，山西龙门人。仿孔子作《六经》。
韩退之，指唐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北昌黎人。他反对释、道，提倡儒学复兴，为宋明理学之先驱。
《典》《谟》，即《书经》之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《皋陶谟》。二南，即《诗经》之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。《八索》《九丘》传说中的古书名，《左传》：“楚左使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孔安国《古文尚书》序：“八卦之说，谓之八索。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九丘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第九章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。”
笔削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”
焚书，见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：“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”
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’”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第七章：“孟子对曰：‘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’”
《中庸》第三十二章：“苟不固聪明圣知，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
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’”
五伯，即五霸：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。
《三坟》，古书名。
宪章，见《中庸》第三十章：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”
繁体原文
愛問文中子、韓退之。
先生曰：“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賢儒也。後人徒以文詞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。”
愛問：“何以有擬經之失？”
先生曰：“擬經恐未可盡非。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？”
愛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無，然期以明道；擬經純若爲名。”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曰：“孔子刪述《六經》以明道也。”
先生曰：“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？”
愛曰：“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；擬經似徒擬其跡，恐於道無補。”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？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［náo］於世也？天下之大亂，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。使道明於天下，則《六經》不必述。刪述《六經》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畫卦，至於文王、周公，其間言《易》，如《連山》《歸藏》之屬，紛紛籍籍，不知其幾，《易》道大亂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，知其說之將無紀極，於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說而贊之，以爲惟此爲得其宗。於是紛紛之說盡廢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書》自《典》《謨》以後，《詩》自《二南》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一切淫哇逸蕩之詞，蓋不知其幾千百篇。《禮》《樂》之名物度數，至是亦不可勝窮。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，然後其說始廢。如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中，孔子何嘗加一語？今之《禮記》諸說，皆後儒附會而成，已非孔子之舊。至於《春秋》，雖稱孔子作之，其實皆魯史舊文。所謂‘筆’者，筆其舊；所謂‘削’者，削其繁，是有減無增。孔子述《六經》，懼繁文之亂天下，惟簡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，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後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亂。始皇焚書得罪，是出於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經》。若當時志在明道，其諸反經叛理之說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刪述之意。自秦、漢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盡去之，斷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，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則其諸怪悖之說，亦宜漸漸自廢。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於其事，以爲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實衰，人出己見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譽，徒以亂天下之聰明，塗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，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，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，反樸還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。”
愛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經，若無《左傳》，恐亦難曉。”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傳》而後明，是歇後謎語矣，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？《左傳》多是魯史舊文，若《春秋》須此而後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”
愛曰：“伊川亦云：‘《傳》是案，《經》是斷。’如書‘弒某君’‘伐某國’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難斷。”
先生曰：“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，未得聖人作經之意。如書‘弒君’，即弒君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？征伐當自天子出，書‘伐國’，即伐國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？聖人述《六經》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慾，於存天理、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。或因人請問，各隨分量而說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專求之言語，故曰‘予欲無言’。若是一切縱人慾、滅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詳以示人？是長亂導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門，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’此便是孔門家法。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，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，純是一片功利的心，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！”
因嘆曰：“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！”
又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’孟子云：‘盡信《書》不如無《書》，吾於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刪《書》，於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，豈更無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，聖人之意可知矣。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，後儒卻只要添上。”
愛曰：“聖人作經，只是要去人慾，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聖人不欲詳以示人，則誠然矣。至如堯、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見？”
先生曰：“羲、黃之世，其事闊疏，傳之者鮮矣。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，略無文采的氣象，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後世可及。”
愛曰：“如《三墳》之類，亦有傳者，孔子何以刪之？”
先生曰：“縱有傳者，亦於世變漸非所宜。風氣益開，文采日勝，至於週末，雖欲變以夏、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況唐、虞乎！又況義、黃之世乎！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則一。孔子於堯、舜則祖述之，於文、武則憲章之。文、武之法，即是堯、舜之道，但因時致治，其設施政令，已自不同，即夏、商事業施之於周，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’。況太古之治，豈復能行？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又曰：“專事無爲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、老的學術。因時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業。後世儒者，許多講來講去，只是講得個伯術。”
翻译
徐愛請先生比較一下王通和韓愈。
先生說：“韓愈是文人中的英才；王通是一位賢能大儒。後人僅僅因爲文章詩詞的緣故，就十分推崇韓愈，其實韓愈比王通差得遠。”
徐愛問道：“那麼，王通怎麼會有模擬經書這種錯誤的呢？”
先生說：“模擬經書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。你姑且說說後世儒學之士寫作的目的與模擬經書比起來有何區別？”
徐愛說：“後世儒者的編著不是沒有求名之意，但明道是最終目的；而模擬經書完全是爲了求名。”
先生說：“著書講經以闡明聖道，仿效的又是什麼呢？”
徐愛說：“仿效孔子刪述《六經》以闡明聖道。”
先生說：“既然如此，模擬經書不就是仿效孔子嗎？”
徐愛說：“編著須對道有所發明闡釋；模擬經書彷彿只是仿照經書的形式，大概於明道無補。”
先生說：“你所謂的明道，是指返璞歸真，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實呢？還是指華而不實，藉此譁衆取寵呢？天下紛亂，主要是因爲重虛文、輕實行。如果聖賢之道彰明於天下，那麼《六經》不必刪述。孔子對《六經》的刪述，是不得已而爲之呀。自從伏羲畫卦，到文公、周公，其中論《易》的如《連山》《歸藏》等著述紛紜繁複，種類數不勝數，《易》道因此亂作一團。孔子發現天下愈益盛行文飾之風，認爲如此發展只會目無綱紀，所以效法文王、周公關於《易》的論述，認爲只有他們的主張才把握了《易》的宗旨。從此，紛繁複雜的學說均被廢棄，天下闡述《易》的學說開始歸一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也是這樣。《尚書》自《典》《謨》之後，《詩經》自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後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許多淫邪妖冶之句，達成百上千篇。《禮》《樂》的名物度數不計其數。孔子均作了刪削述正，自此其他說法才終止。在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之中，孔子何嘗加過一句多餘的話呢？現今《禮記》中的解釋之詞，大多是後來的儒生自己牽強附會硬湊的，不再是孔子當時所編著的原本了。至於《春秋》雖然大家也說是孔子編著，實際上是在魯史之舊文上筆削而成。所謂‘筆’，亦即照抄原文；所謂‘削’，亦即刪減繁複，那是有減而無增。孔子傳述《六經》，擔憂繁文擾亂天下，雖然簡略卻不能徹底做到，使天下人從此務必去掉華麗的文飾而追求文章的實質內容，並不是以文辭教導人們。《春秋》之後，繁文日益盛行，天下更加混亂了。秦始皇焚書得罪天下，是因爲他出於一己之私，更不該焚了《六經》。如果當時他志向只在於明道的話，把那些反經叛理的書全焚燒掉，這也正暗合了孔子刪述的意思。從秦漢以來，文辭華麗的風氣又一天天興盛起來了，要想徹底廢止根本不可能了。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，對那些和經書道理相接近的進行表揚，那麼其他的怪理悖論，也就慢慢消失了。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當初模擬經書是何意圖？但我體會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處，我認爲，即便聖人重生，也是不會否認這種做法的。天下之所以混亂不堪，是因爲華麗的文飾興盛，而求實之風衰敗，人們各抒己見，爭奇鬥異，喧囂於世，這隻會混淆人們的視聽，矇蔽世人的耳目，使天下人崇尚華麗，爭相追求文飾，以求在社會上出名，而不再懂得還有崇尚真實、返璞歸真的切行，這些都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所導致的。”
徐愛說：“有些時候，著述是不能缺少的，比如《春秋》這本書，如果沒有《左傳》做解，恐怕世人也難以讀懂。”
先生說：“《春秋》必須有《左傳》才能明白，這樣，《春秋》不就成爲歇後謎語了，聖人何苦寫這些艱深隱晦的詞句呢？《左傳》大多是《魯史》的原文，如果《春秋》要憑藉《左傳》纔可讀懂，那麼，孔子又何必把魯史刪改成《春秋》呢？”
徐愛說：“程頤先生也認爲：‘《傳》是案，《經》是斷。’比如，《春秋》上記載弒某君、伐某國，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大概也難以做出確切的判斷。”
先生說：“程頤先生的這種觀點，差不多也是承襲後世儒生的說法，沒有明白聖人作經的本意。比如寫‘弒君’，弒君是罪過，何必去了解弒君的經過呢？討伐的命令該天子發佈，寫‘伐國’，伐國就是罪，爲什麼去問征伐別國的經過？聖人闡述《六經》，只是要端正人心，只是爲了存天理、去私慾，對於這些事情，孔子曾經就說過。孔子常依據人們的問題，對各自的程度與性質做不同的回答，但他也不會多說，只怕人們專門在語言上糾纏而忽略了學說的本質，所以他對子貢說：‘我不想說什麼了。’如果是些滅天理、縱人慾的事，又怎麼能夠詳細地告訴世人呢？這不是要助長亂象、引導奸惡嗎！所以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講道：‘孔子的門生沒有記載齊桓公、晉文公的事蹟的，所以他們殺伐征討的事就沒有流傳後世。’這就是孔門家法。世儒只講究做霸道的學問，因而他們要精通許多陰謀詭計，這完全是一種功利心態，與聖人寫作經書的宗旨正好相反，所以伊川這話怎麼說得通呢？”
先生因此感嘆地說：“不能通達天理的人，很難和他說清楚這事的！”
他接着說：“孔子曾說：‘我還能見到史書上有存疑而未紀錄的地方。’孟子也說：‘完全相信《尚書》，還不如不看《尚書》，我只從《武成》篇裏取兩三捲來讀讀而已。’孔子刪述《尚書》，即使是堯、舜、禹這四五百年間的歷史，也僅存數篇，除此之外，難道是其中沒有別的事發生，而所著述卻僅僅止此，聖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。聖人僅是剔除繁文，後儒卻只要添上。”
徐愛說：“聖人著經，只是要去人慾、存天理。像春秋五霸之後的事，聖人不想詳細地告訴世人，確實是這樣的。那麼，堯舜之前的事，爲什麼也記載得十分簡略呢？”
先生說：“伏羲、黃帝的時代，發生的事情久遠而不詳，能記下來流傳的就更少了。這也是可以想象的，當時世風淳樸，大概沒有華麗修辭、注重文飾的風氣，這就太古的時代，非後世所能比擬。”
徐愛說：“像《三墳》之類的書，也有流傳下來的，爲什麼孔子也要刪掉它呢？”
先生說：“即使有流傳下來的，也因爲世道變化而不再適宜了。社會風氣日益開放，文采日漸興盛，到了周朝末年，想再恢復夏、商的習俗已不可能，何況恢復到堯舜的時代呢？更不必說比這還早的伏羲、黃帝時的世風了！各朝代治世的表現不同，但遵循的仍是一個道。孔子效法堯、舜和周文王、周武王。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即是堯、舜之道，只是因爲時代不同，社會治理也有所不同，所施的教化與所設的政令自然也不同，把夏、商的制度政令施行於周朝，已經不合時宜。所以，周公想並採禹、湯、文王的舉措，碰到不合適的地方，還需夜以繼日地深入研究。何況太古時的制度政令，難道還能實行嗎？這正是孔子刪略前代之事的原因。”
先生接着說：“但求無爲而治，不能像禹、湯、文王那樣因時機環境適宜而採取政治策略，而非要去實行遠古的風俗，這是佛教、老莊的主張。根據時代的變化對社會進行治理，卻不能像禹、湯、文王那樣以道爲本，而以功利之心來實行，這正是五霸以後治世的情形。後來的世儒們諸多人講來講去，其實只講了個霸術而已。”
释义/赏析
文中子，指隋王通（584—617），字仲淹，山西龍門人。仿孔子作《六經》。
韓退之，指唐韓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北昌黎人。他反對釋、道，提倡儒學復興，爲宋明理學之先驅。
《典》《謨》，即《書經》之《堯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謨》《皋陶謨》。二南，即《詩經》之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。《八索》《九丘》傳說中的古書名，《左傳》：“楚左使倚相能讀《三墳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孔安國《古文尚書》序：“八卦之說，謂之八索。求其義也。九州之志，謂之九丘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第九章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”
筆削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”
焚書，見《史記·始皇本紀》：“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”
《論語·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’”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第七章：“孟子對曰：‘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’”
《中庸》第三十二章：“苟不固聰明聖知，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
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“子曰：‘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’”
五伯，即五霸：齊桓公、晉文公、楚莊王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。
《三墳》，古書名。
憲章，見《中庸》第三十章：“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