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来书又云：“师云：‘为学终身只是一事，不论有事无事，只是这一件。若说宁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养，却是分为两事也。’窃意觉精力衰弱，不足以终事者，良知也；宁不了事，且加休养，致知也。如何却为两事？若事变之来，有事势不容不了，而精力虽衰，稍鼓舞亦能支持，则持志以帅气可矣。然言动终无气力，毕事则困惫已甚，不几于暴其气已乎？此其轻重缓急，良知固未尝不知，然或迫于事势，安能顾精力？或困于精力，安能顾事势？如之何则可？”
“宁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养”之意，且与初学如此说，亦不为无益。但作两事看了，便有病痛在。孟子言“必有事焉”，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“集义”一事。义者，宜也，心得其宜之谓义。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，故“集义”亦只是致良知。君子之酬酢万变，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，当生则生，当死则死，斟酌调停，无非是致其良知，以求自慊而已。故“君子素其位而行”“思不出其位”。凡谋其力之所不及，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，皆不得为致良知。而凡“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”者，皆所以致其良知也。若云“宁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养”者，亦是先有功利之心，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，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，而培养又别作一事，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，便是“自私用智”，便是“义外”，便有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之病，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。所云“鼓舞支持，毕事则困惫已甚”，又云“迫于事势，困于精力”，皆是把作两事做了，所以有此。凡学问之功，一则诚，二则伪。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，欠诚一真切之故。《大学》言“诚其意者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慊”。曾见有恶恶臭，好好色，而须鼓舞支持者乎？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？曾有迫于事势，困于精力者乎？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。
翻译
信中又说：“先生说：‘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，不论有事无事，也只是一件事。若说宁可不处理事情，也不可不培养本源，这就分开成为两件事了。’我认为当感到精力衰弱，不能做完事的，即是良知；宁可不做事，也要去修养本心，即是致良知。怎么却成了两件事呢？如果有突发事情，就不能不处理，就算是精力衰竭，稍鼓劲也能坚持下来，由此可知，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。然而此时的言语行动终究有气无力，事情做完了就疲惫已极，这不几乎等于是在滥用气力吗？此间轻重缓急，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，但是有时迫于形势紧急，岂能顾及精力呢？有时筋疲力尽，又岂能顾及形势呢？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我当初说“宁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养”的初衷，是针对初学者的，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好处。但把做事情和存养本性分成两件事来看，就有问题了。孟子说“必有事焉”，是说君子之学终身就是“集义”这一件事。义就是宜，心做到了宜那就是义。能致良知那么心就能感到宜，所以“集义”也就是致良知。君子酬酢万变，当做就做，当止就止，当生就生，当死就死，期间的斟酌调度，无非是得到真知，以求意诚心安罢了。所以，“君子素其位而行”“思不出其位”。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，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，都不是致良知。而凡是“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动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”的人，均是为了致良知。如果说“宁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养”，也是因为先存了个功利心，计较成败得失，尔后做出的爱憎取舍，是把处理事情当成了一件事，而把存养本性又当成了另一件事，这就是有了重视本心而忽视做事的心态，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欲上了，就是把义看做外在的东西，便会有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的弊病，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诚的功夫了。你所说的“鼓舞支持，毕事则困惫已甚”，以及“迫于事势，困于精力”，都是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性当做两个事儿了，因此，才有这样的结果。凡是做学问的功夫，精一就是真诚，一分为二就会虚伪。这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。《大学》中说：“诚其意者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慊。”有谁讨厌恶臭、喜欢美色还需要鼓舞振作的？有谁这些事情做完后疲惫不堪吗？又有谁迫于形势、没精力趋避而做的吗？由此可知病根从何而来了。
释义/赏析
持志以帅气，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第二章：“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。故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”
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：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”
《论语·宪问》第二十八章：“曾子曰：‘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’”
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十五章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《大学》第六章。
繁体原文
來書又云：“師雲：‘爲學終身只是一事，不論有事無事，只是這一件。若說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，卻是分爲兩事也。’竊意覺精力衰弱，不足以終事者，良知也；寧不了事，且加休養，致知也。如何卻爲兩事？若事變之來，有事勢不容不了，而精力雖衰，稍鼓舞亦能支持，則持志以帥氣可矣。然言動終無氣力，畢事則困憊已甚，不幾於暴其氣已乎？此其輕重緩急，良知固未嘗不知，然或迫於事勢，安能顧精力？或困於精力，安能顧事勢？如之何則可？”
“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”之意，且與初學如此說，亦不爲無益。但作兩事看了，便有病痛在。孟子言“必有事焉”，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“集義”一事。義者，宜也，心得其宜之謂義。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，故“集義”亦只是致良知。君子之酬酢萬變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，當生則生，當死則死，斟酌調停，無非是致其良知，以求自慊而已。故“君子素其位而行”“思不出其位”。凡謀其力之所不及，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，皆不得爲致良知。而凡“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”者，皆所以致其良知也。若雲“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”者，亦是先有功利之心，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，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，而培養又別作一事，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，便是“自私用智”，便是“義外”，便有“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”之病，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。所云“鼓舞支持，畢事則困憊已甚”，又云“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”，皆是把作兩事做了，所以有此。凡學問之功，一則誠，二則僞。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，欠誠一真切之故。《大學》言“誠其意者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慊”。曾見有惡惡臭，好好色，而須鼓舞支持者乎？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？曾有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者乎？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。
翻译
信中又說：“先生說：‘爲學終身只是一件事，不論有事無事，也只是一件事。若說寧可不處理事情，也不可不培養本源，這就分開成爲兩件事了。’我認爲當感到精力衰弱，不能做完事的，即是良知；寧可不做事，也要去修養本心，即是致良知。怎麼卻成了兩件事呢？如果有突發事情，就不能不處理，就算是精力衰竭，稍鼓勁也能堅持下來，由此可知，意志還是統領着氣力的。然而此時的言語行動終究有氣無力，事情做完了就疲憊已極，這不幾乎等於是在濫用氣力嗎？此間輕重緩急，良知固然不會不明白，但是有時迫於形勢緊急，豈能顧及精力呢？有時筋疲力盡，又豈能顧及形勢呢？到底怎麼辦纔好呢？”
我當初說“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”的初衷，是針對初學者的，對他們這樣說也不能說沒有好處。但把做事情和存養本性分成兩件事來看，就有問題了。孟子說“必有事焉”，是說君子之學終身就是“集義”這一件事。義就是宜，心做到了宜那就是義。能致良知那麼心就能感到宜，所以“集義”也就是致良知。君子酬酢萬變，當做就做，當止就止，當生就生，當死就死，期間的斟酌調度，無非是得到真知，以求意誠心安罷了。所以，“君子素其位而行”“思不出其位”。凡是謀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，勉強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，都不是致良知。而凡是“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”的人，均是爲了致良知。如果說“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”，也是因爲先存了個功利心，計較成敗得失，爾後做出的愛憎取捨，是把處理事情當成了一件事，而把存養本性又當成了另一件事，這就是有了重視本心而忽視做事的心態，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慾上了，就是把義看做外在的東西，便會有“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”的弊病，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誠的功夫了。你所說的“鼓舞支持，畢事則困憊已甚”，以及“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”，都是把處理事情和存養本性當做兩個事兒了，因此，纔有這樣的結果。凡是做學問的功夫，精一就是真誠，一分爲二就會虛僞。這都是因爲致良知的心還缺乏真誠確切。《大學》中說：“誠其意者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慊。”有誰討厭惡臭、喜歡美色還需要鼓舞振作的？有誰這些事情做完後疲憊不堪嗎？又有誰迫於形勢、沒精力趨避而做的嗎？由此可知病根從何而來了。
释义/赏析
持志以帥氣，出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第二章：“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‘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’”
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：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”
《論語·憲問》第二十八章：“曾子曰：‘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’”
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十五章：“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《大學》第六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