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来书云：“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。伊川云：‘有此理，只是发得太早。’在学者功夫，固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，然亦须识得‘何思何虑’底气象，一并看为是。若不识得这气象，便有正与助长之病；若认得‘何思何虑’，而忘‘必有事焉’工夫，恐又堕于‘无’也。须是不滞于‘有’，不堕于‘无’，然乎否也？”
所论亦相去不远矣，只是契悟未尽。上蔡之问，与伊川之答，亦只是上蔡、伊川之意，与孔子《系辞》原旨稍有不同。《系》言“何思何虑”，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，更无别思别虑耳，非谓无思无虑也。故曰：“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。”云“殊途”，云“百虑”，则岂谓无思无虑邪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。天理只是一个，更有何可思虑得？天理原自寂然不动，原自感而遂通。学者用功，虽千思万虑，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。故明道云：“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，便是“用智自私”矣。“何思何虑”正是工夫。在圣人分上，便是自然的；在学者分上，便是勉然的。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，所以有“发得太早”之说。既而云“却好用功”，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。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。今道通之言，虽已不为无见，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。
翻译
信中说：“谢良佐曾经问‘天下何思何虑’。程颐先生说：‘有此理，只是发得太早。’此之于学者而言，固然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，但也必须明白‘何思何虑’的景象，并放在一块看才对。如果不明白这种景象，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；可若是只知‘何思何虑’，却忘记了‘必有事焉’，恐怕又会堕入虚无。必须既不滞于有，又不堕于无，这样说对吗？”
你这样说基本上正确，只是深度还不够。谢良佐与程颐的对话，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，与孔子《易经·系辞传》上说的宗旨稍稍有别。《系辞》上说“何思何虑”是说所思索考虑的只是一个天理，没有别的思虑，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虑。所以说：“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。”说“殊途”，说“百虑”，岂是在说“无思无虑”？心的本体就是天理。天理只有一个，还有别的可思虑的吗？天理原本就是寂静而无所变化的，感应后就能通达的。学者用功，即使有千思千虑，但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原而已，并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来的。所以程颢说：“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，就是自私弄智。“何思何虑”正是做学问的功夫。在圣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；在学生身上必须下工夫去做到。程颐却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，所以才会说出“发得太早”的话来。紧接着他又说“却好用功”，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边所说的话尚有欠缺。周敦颐的“主静”说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你的看法，虽然有点见地，但仍不免把功夫当两回事看待了。
释义/赏析
上蔡，指谢良佐（1050—1103），字显道，今河南上蔡人，北宋学者，师从于二程，世称上蔡先生。
《周易·系辞下》第五章：“天下何思何虑？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？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”
繁体原文
來書雲：“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。伊川雲：‘有此理，只是發得太早。’在學者功夫，固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，然亦須識得‘何思何慮’底氣象，一併看爲是。若不識得這氣象，便有正與助長之病；若認得‘何思何慮’，而忘‘必有事焉’工夫，恐又墮於‘無’也。須是不滯於‘有’，不墮於‘無’，然乎否也？”
所論亦相去不遠矣，只是契悟未盡。上蔡之問，與伊川之答，亦只是上蔡、伊川之意，與孔子《繫辭》原旨稍有不同。《系》言“何思何慮”，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，更無別思別慮耳，非謂無思無慮也。故曰：“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。”雲“殊途”，雲“百慮”，則豈謂無思無慮邪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。天理只是一個，更有何可思慮得？天理原自寂然不動，原自感而遂通。學者用功，雖千思萬慮，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。故明道雲：“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”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，便是“用智自私”矣。“何思何慮”正是工夫。在聖人分上，便是自然的；在學者分上，便是勉然的。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，所以有“發得太早”之說。既而云“卻好用功”，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。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。今道通之言，雖已不爲無見，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。
翻译
信中說：“謝良佐曾經問‘天下何思何慮’。程頤先生說：‘有此理，只是發得太早。’此之於學者而言，固然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，但也必須明白‘何思何慮’的景象，並放在一塊看纔對。如果不明白這種景象，就會有拔苗助長的弊端；可若是隻知‘何思何慮’，卻忘記了‘必有事焉’，恐怕又會墮入虛無。必須既不滯於有，又不墮於無，這樣說對嗎？”
你這樣說基本上正確，只是深度還不夠。謝良佐與程頤的對話，也只是他們兩個人的意思，與孔子《易經·繫辭傳》上說的宗旨稍稍有別。《繫辭》上說“何思何慮”是說所思索考慮的只是一個天理，沒有別的思慮，並不是說沒有任何思慮。所以說：“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。”說“殊途”，說“百慮”，豈是在說“無思無慮”？心的本體就是天理。天理只有一個，還有別的可思慮的嗎？天理原本就是寂靜而無所變化的，感應後就能通達的。學者用功，即使有千思千慮，但也只是要恢復心體的本原而已，並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來的。所以程顥說：“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”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，就是自私弄智。“何思何慮”正是做學問的功夫。在聖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；在學生身上必須下工夫去做到。程頤卻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，所以纔會說出“發得太早”的話來。緊接着他又說“卻好用功”，則是他自己已經覺察到前邊所說的話尚有欠缺。周敦頤的“主靜”說也是這個意思。現在你的看法，雖然有點見地，但仍不免把功夫當兩回事看待了。
释义/赏析
上蔡，指謝良佐（1050—1103），字顯道，今河南上蔡人，北宋學者，師從於二程，世稱上蔡先生。
《周易·繫辭下》第五章：“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？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