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某顿首启：昨承教及《大学》，发舟匆匆，未能奉答。晓来江行稍暇，复取手教而读之。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，先具其略以请。
来教云：“见道固难，而体道尤难。道诚未易明，而学诚不可不讲。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。”幸甚幸甚！何以得闻斯言乎？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？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。而数年以来，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，诟訾之者有矣，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，其肯遂以教我乎？其肯遂以教我，而反复晓喻，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？然则天下之爱我者，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，感激当何如哉！夫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”，孔子以为忧。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，即皆自以为知学，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，可悲矣！夫道必体而后见，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，道必学而后明，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。然世之讲学者有二：有讲之以身心者，有讲之以口耳者。讲之以口耳，揣摸测度，求之影响者也；讲之以身心，行著习察，实有诸己者也。知此，则知孔门之学矣。
来教谓某：“《大学》古本之复，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，而程、朱‘格物’之说不免求之于外，遂去朱子之分章，而削其所补之传。”
非敢然也。学岂有内外乎？《大学》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，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，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，悉从其旧而已矣。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，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。夫学贵得之心，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？求之于心而是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庸常，不敢以为非也，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？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，今读其文词，即明白而可通，论其工夫，又易简而可入。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，彼段之必在于此，与此之如何而缺，彼之如何而补？而遂改正补缉之，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？
来教谓：“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，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，则‘正心诚意’四字亦何不尽之有？何必于入门之际，便困以‘格物’一段工夫也？”
诚然诚然！若语其要，则“修身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正心”？“正心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诚意”？“诚意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致知”，又言“格物”？惟其工夫之详密，而要之只是一事，此所以为“精一”之学，此正不可不思者也。夫理无内外，性无内外，故学无内外。讲习讨论，未尝非内也；反观内省，未尝遗外也。夫谓学必资于外求，是以己性为有外也，是“义外”也，用智者也；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，是以己性为有内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，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故曰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“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”此可以知“格物”之学矣。“格物”者，《大学》之实下手处，彻首彻尾，自始学至圣人，只此工夫而已，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。夫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，皆所以“修身”，而“格物”者，其所用力，日可见之地。故“格物”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；“正心”者，正其物之心也；“诚意”者，诚其物之意也；“致知”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？理一而已。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“性”，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“心”，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“意”，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“知”，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“物”。故就物而言谓之“格”，就知而言谓之“致”，就意而言谓之“诚”，就心而言谓之“正”。正者，正此也；诚者，诚此也；致者，致此也；格者，格此也。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。天下无性外之理，无性外之物。学之不明，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，认物为外，而不知“义外”之说，孟子盖尝辟之，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，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？不可以不察也！
凡执事所以致疑于“格物”之说者，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；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，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；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，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；必谓其沉溺于枯、槁、虚、寂之偏，而不尽于物理、人事之变也。审如是，岂但获罪于圣门，获罪于朱子，是邪说诬民，叛道乱正，人得而诛之也，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？审如是，世之稍明训诂，闻先哲之绪论者，皆知其非也，而况执事之高明哉？凡某之所谓“格物”，其于朱子九条之说，皆包罗统括于其中；但为之有要，作用不同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。然毫厘之差，而千里之缪，实起于此，不可不辨。
孟子辟杨、墨至于“无父、无君”。二子亦当时之贤者，使与孟子并世而生，未必不以之为贤。墨子“兼爱”，行仁而过耳；杨子“为我”，行义而过耳。此其为说，亦岂灭理乱常之甚，而足以眩天下哉？而其流之弊，孟子至比于禽兽、夷狄，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。今世学术之弊，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？谓之学义而过者乎？抑谓之学不仁、不义而过者乎？吾不知其于洪水、猛兽何如也。孟子云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杨、墨之道塞天下，孟子之时，天下之尊信杨、墨，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。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。噫，可哀矣！韩氏云：“佛、老之害甚于杨、墨。”韩愈之贤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，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，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。呜呼！若某者，其尤不量其力，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！夫众方嘻嘻之中，而犹出涕嗟若；举世恬然以趋，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，此其非病狂丧心，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，而非天下之至仁，其孰能察之？
其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盖亦不得已而然。中间年岁早晚，诚有所未考，虽不必尽出于晚年，固多出于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调停，以明此学为重。平生于朱子之说，如神明蓍龟，一旦与之背驰，心诚有所未忍，故不得已而为此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盖不忍癥牾朱子者，其本心也；不得已而与之癥牾者，道固如是，不直则道不见也。
执事所谓“决与朱子异”者，仆敢自欺其心哉？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学，天下之公学也。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己矣。故言之而是，虽异于己，乃益于己也；言之而非，虽同于己，适损于己也。益于己者，己必喜之；损于己者，己必恶之。然则某今日之论，虽或于朱子异，未必非其所喜也。“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”，而“小人之过也必文”。某虽不肖，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。
执事所以教，反复数百言，皆以未悉鄙人“格物”之说。若鄙说一明，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，故今不敢缕缕，以滋琐屑之渎。然鄙说非面陈口析，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。嗟乎！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，可谓恳到详切矣。人之爱我，宁有如执事者乎！仆虽甚愚下，宁不知所感刻佩服？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，正不敢有负于深爱，亦思有以报之耳。秋尽东还，必求一面，以卒所请，千万终教。
翻译
鄙人顿首谨启：昨日承蒙教诲《大学》，因匆匆搭船，未能一一奉答。清早，在船上稍有空闲，我又再次拜读了您的信。唯恐到江西后杂事纷陈，扰攘不断，先在这里简略回复，请您指教。
您信中说：“见道固然很难，若体认道则更难。道的确不易明白，但是学问也的确不能不讲。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最高标准吧？”不胜荣幸！我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？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？我正想着寻访天下有识之士以便讨论圣道。数年来，对于我的学说，天下之人，有的讥讽，有的辱骂，有的不屑一顾，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？若他们肯为了教诲我而反复晓谕，只怕不能纠正我的纰漏吧。而普天之下爱护我的人，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，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！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”是孔子最为忧虑的。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诂，就自以为是有学问了，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，这实在是很可悲呀！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，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，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。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：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，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。用口耳的人，通过揣摩推断，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；用身心的，力行自省，所言所行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。知道这些，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。
在信中，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《大学》的旧本，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，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，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，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。
我并不敢这样。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？《大学》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，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，而加以改正补充，而我认为旧本中并未有遗漏和错误之处，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。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，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，并删掉他增补的传。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，如果心里认为不对，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，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，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？如果心里认为正确，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，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，更何况是孔子呢？《大学》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，现在阅读，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，论述的学问功夫，又简明易懂而容易下手。有什么依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这里，那一段一定在那里，这里缺了什么，那里又有什么错误，于是加以改正增补辑录？这难道不是更看重是否违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违背了孔子吗？
信中指出：“如果必须强调做学问不靠到心外探求，只是要在心中反省体察，那么‘正心诚意’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有说尽的呢？又何必非得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的功夫让人困惑呢？”
正是，正是！若讲学问的主宰，“修身”二字已经足够，何必又要讲“正心”呢？“正心”这两个字就足够了，何必又要讲“诚意”呢？“诚意”两个字也就尽够了，何必还要讲“致知”“格物”呢？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，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，如此才是“精一”的学问，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。天理没有内外之分，本性没有内外之别，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。讲习讨论，未尝不是内；反观内省，未尝就遗弃了外。如果说学习必须到心外上求，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这就是“义外”“用智”；如果说反观内省必须要从内心来求得，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就是“有我”“自私”，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。所以，孔子说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《中庸》讲：“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”由此便可以明白“格物”的学说了。“格物”是《大学》实际下手的地方，从头至尾，自儿童启蒙以至成为圣人，只有这一个功夫，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“格物”的功夫。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都是为了“修身”，而格物，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。所以，“格物”就是清除自己内心的物欲，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欲，清除自己认识上的物欲；“正心”就是纠正物欲之心；“诚意”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；“致知”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。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呢？理只有一个。从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，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就是心，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就是意，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就是知，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。所以，理就物而言就是格，就知而言说就是致，就意而言就是诚，就心而言就是正。正就是正心；诚就是诚意；致就是致知；格就是格物。都是为了穷理而尽性。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，没有本性之外的物。圣学不昌明，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理属于内，物属于外，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“义外”的学说，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自知，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？不可不仔细体察！
您之所以质疑我的格物学说，无非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；认为我一定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，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；认为我一定一心在纲领本原的框架上，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；认为我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中，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岂是只得罪了圣门和朱熹？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，离经叛道，人人都可以杀了我，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世上稍稍明白训诂，闻听过先贤往哲绪论的人，都知道它是谬论，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？我所说的“格物”包含了朱熹的九条；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，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。然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。
孟子批评杨朱、墨翟，说他们是“无父无君”。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，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，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。墨子的“兼爱”思想，是行仁行过头了；杨朱的“为我”思想，是行义行过头了。他们的学说，并不是要灭天理、乱纲常而眩惑天下，但是，其所产生的弊端，孟子用禽兽、夷狄来比喻，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。当今学术的弊端，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？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？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？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！孟子说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，孟子所处的时代，天下的人对杨朱、墨子学说的崇信，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。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。哎，可悲呀！韩愈说：“佛、老之害，甚于杨、墨。”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，孟子没能做到救之于未坏之先，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，他这是自不量力，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。唉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更是自不量力，发现自己面临危境，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！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，我却暗自啜泣；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，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，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，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，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，那么，谁又能明察呢？
我写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一书，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其中，书上年代的早晚，的确有些未经考证，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，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。我的本意是就世间朱陆纷争进行调和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。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，一旦要与它相背离，内心都很煎熬，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；而又不得不这样做，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作直说，道就不能显现啊！
您说我“决与朱子异”，我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？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；学是天下共同的学。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，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。对天下公有的东西，应该秉公而论。所以只要说得对，即便与自己的不同，也对自己有益；说得不对，即便与自己的相同，也对自己有损害。对自己有益的，自己一定会喜欢；对自己有害的，自己一定厌恶。那么，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。子贡说：“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然而子夏又说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我虽然不贤，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。
您的谆谆教诲，反反复复数百言，都是因为没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学说。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，那么，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，所以，我今天不敢再详细陈述，以避琐碎之嫌。可是我除非面对面和您解说清楚，断不能仅凭信上所写的这几句话就完全能说明白。唉！您开导启迪我的话，真的是非常之恳切详尽了。关爱我的人，没有超过您的！我虽然很愚钝，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？然而我不敢舍去心中的真诚而轻易接受您的看法，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，也是想对您有所回报呀。秋后返家时，我一定登门拜访，当面向您请教，到时还请千万不要吝惜赐教。
释义/赏析
《论语·述而》第三章：“子曰：‘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’”
《易经·系辞下》第五章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；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”
《中庸》第二十五章：“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。”
辟之，孟子辟“义外”之说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四章。
朱子“九条”，出自朱熹《大学九条》：“又有问进之术何先者。程子曰：‘莫先于正心诚意。然欲诚意、必先致知。而欲致知、又在格物。致、尽也。格、至也。凡有一物必有一理。穷而至之、所谓格物者也。然而格物亦非一端。如或读书讲明道义、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、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、皆穷理也。’曰：‘格物者、必物物而格之耶。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。’曰：‘一物格而万理通、虽颜子亦未至此。唯今日而格一物焉、明日又格一物焉、积习既多、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。’又曰：‘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、理会得多、自当豁然有？觉处。’又曰：‘穷理者、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。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。但积累多后、自当脱然有悟处。’又曰：‘格物、非欲尽穷天下之物。但于一事上穷尽、其他可以类推。至于言孝、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。若一事上穷不得、且别穷一事。或先其易者、或先其难者、各随人浅深。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。但得一道而入、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。盖万物各具一理、而万理同出一原。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。’又曰：‘物必有理、皆所当穷。若天地之所以！深、鬼神之所以幽显、是也。若曰天吾知其！而已矣、地吾知其深而已矣、鬼神吾知其幽且显而已矣、则是已然之词、又何理之可穷哉。’又曰：‘如欲为孝、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、如何而为温？之节。莫不穷究、然后能之。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。或问、观物察己者、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。’曰：‘不必然也。物我一理、才明彼即晓此。此合内外之道也。语其大天地之所以！厚、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、皆学者所宜致思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。’曰：‘求之情性、固切于身。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、不可不察。’又曰：‘致知之要、当知至善之所在。如父止于慈、子止于孝之类。若不务此而徒欲？然以观万物之理、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、出太远而无所归也。’又曰：‘格物莫若察之于身。其得之尤切。’此九条者、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，与其次第工程也。”
陆九渊《与曾宅之书》：“惟其生于后世，学绝道丧，异端邪说充塞弥满，遂使有志之士，罹此患害，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，均其？溺此，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第九章：“孟子曰：‘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’”
《易经·爻辞·离卦》：“六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五章：“孟子曰：‘吾今则可以见矣。不直，则道不见；我且直之。’”
《论语·子张》第二十九章：“子贡曰：‘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’”
繁体原文
某頓首啓：昨承教及《大學》，發舟匆匆，未能奉答。曉來江行稍暇，復取手教而讀之。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，先具其略以請。
來教雲：“見道固難，而體道尤難。道誠未易明，而學誠不可不講。恐未可安於聽見而遂以爲極則也。”幸甚幸甚！何以得聞斯言乎？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？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講明之耳。而數年以來，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，詬訾之者有矣，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，其肯遂以教我乎？其肯遂以教我，而反覆曉喻，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？然則天下之愛我者，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，感激當何如哉！夫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”，孔子以爲憂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，即皆自以爲知學，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，可悲矣！夫道必體而後見，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，道必學而後明，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。然世之講學者有二：有講之以身心者，有講之以口耳者。講之以口耳，揣摸測度，求之影響者也；講之以身心，行著習察，實有諸己者也。知此，則知孔門之學矣。
來教謂某：“《大學》古本之復，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，而程、朱‘格物’之說不免求之於外，遂去朱子之分章，而削其所補之傳。”
非敢然也。學豈有內外乎？《大學》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，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，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，悉從其舊而已矣。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，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。夫學貴得之心，求之於心而非也，雖其言之出於孔子，不敢以爲是也，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？求之於心而是也，雖其言之出於庸常，不敢以爲非也，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？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，今讀其文詞，即明白而可通，論其工夫，又易簡而可入。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，彼段之必在於此，與此之如何而缺，彼之如何而補？而遂改正補緝之，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？
來教謂：“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，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，則‘正心誠意’四字亦何不盡之有？何必於入門之際，便困以‘格物’一段工夫也？”
誠然誠然！若語其要，則“修身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正心”？“正心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誠意”？“誠意”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“致知”，又言“格物”？惟其工夫之詳密，而要之只是一事，此所以爲“精一”之學，此正不可不思者也。夫理無內外，性無內外，故學無內外。講習討論，未嘗非內也；反觀內省，未嘗遺外也。夫謂學必資於外求，是以己性爲有外也，是“義外”也，用智者也；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，是以己性爲有內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，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故曰：“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“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”此可以知“格物”之學矣。“格物”者，《大學》之實下手處，徹首徹尾，自始學至聖人，只此工夫而已，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。夫“正心”“誠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，皆所以“修身”，而“格物”者，其所用力，日可見之地。故“格物”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；“正心”者，正其物之心也；“誠意”者，誠其物之意也；“致知”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？理一而已。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“性”，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“心”，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“意”，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“知”，以其明覺之感而言則謂之“物”。故就物而言謂之“格”，就知而言謂之“致”，就意而言謂之“誠”，就心而言謂之“正”。正者，正此也；誠者，誠此也；致者，致此也；格者，格此也。皆所謂窮理以儘性也。天下無性外之理，無性外之物。學之不明，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，認物爲外，而不知“義外”之說，孟子蓋嘗闢之，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，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？不可以不察也！
凡執事所以致疑於“格物”之說者，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；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，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；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，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；必謂其沉溺於枯、槁、虛、寂之偏，而不盡於物理、人事之變也。審如是，豈但獲罪於聖門，獲罪於朱子，是邪說誣民，叛道亂正，人得而誅之也，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？審如是，世之稍明訓詁，聞先哲之緒論者，皆知其非也，而況執事之高明哉？凡某之所謂“格物”，其於朱子九條之說，皆包羅統括於其中；但爲之有要，作用不同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。然毫釐之差，而千里之繆，實起於此，不可不辨。
孟子闢楊、墨至於“無父、無君”。二子亦當時之賢者，使與孟子並世而生，未必不以之爲賢。墨子“兼愛”，行仁而過耳；楊子“爲我”，行義而過耳。此其爲說，亦豈滅理亂常之甚，而足以眩天下哉？而其流之弊，孟子至比於禽獸、夷狄，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。今世學術之弊，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？謂之學義而過者乎？抑謂之學不仁、不義而過者乎？吾不知其於洪水、猛獸何如也。孟子云：“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楊、墨之道塞天下，孟子之時，天下之尊信楊、墨，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。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。噫，可哀矣！韓氏雲：“佛、老之害甚於楊、墨。”韓愈之賢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，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。嗚呼！若某者，其尤不量其力，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！夫衆方嘻嘻之中，而猶出涕嗟若；舉世恬然以趨，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，此其非病狂喪心，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，而非天下之至仁，其孰能察之？
其爲《朱子晚年定論》，蓋亦不得已而然。中間年歲早晚，誠有所未考，雖不必盡出於晚年，固多出於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調停，以明此學爲重。平生於朱子之說，如神明蓍龜，一旦與之背馳，心誠有所未忍，故不得已而爲此。“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”。蓋不忍癥牾朱子者，其本心也；不得已而與之癥牾者，道固如是，不直則道不見也。
執事所謂“決與朱子異”者，僕敢自欺其心哉？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學，天下之公學也。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己矣。故言之而是，雖異於己，乃益於己也；言之而非，雖同於己，適損於己也。益於己者，己必喜之；損於己者，己必惡之。然則某今日之論，雖或於朱子異，未必非其所喜也。“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”，而“小人之過也必文”。某雖不肖，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。
執事所以教，反覆數百言，皆以未悉鄙人“格物”之說。若鄙說一明，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，故今不敢縷縷，以滋瑣屑之瀆。然鄙說非面陳口析，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。嗟乎！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，可謂懇到詳切矣。人之愛我，寧有如執事者乎！僕雖甚愚下，寧不知所感刻佩服？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雲者，正不敢有負於深愛，亦思有以報之耳。秋盡東還，必求一面，以卒所請，千萬終教。
翻译
鄙人頓首謹啓：昨日承蒙教誨《大學》，因匆匆搭船，未能一一奉答。清早，在船上稍有空閒，我又再次拜讀了您的信。唯恐到江西后雜事紛陳，擾攘不斷，先在這裏簡略回覆，請您指教。
您信中說：“見道固然很難，若體認道則更難。道的確不易明白，但是學問也的確不能不講。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觀點當做最高標準吧？”不勝榮幸！我從哪裏能得到這樣的教誨呢？我怎敢自以爲達到最高標準而心安理得呢？我正想着尋訪天下有識之士以便討論聖道。數年來，對於我的學說，天下之人，有的譏諷，有的辱罵，有的不屑一顧，這些人願意教導我嗎？若他們肯爲了教誨我而反覆曉諭，只怕不能糾正我的紕漏吧。而普天之下愛護我的人，沒有像您這般深切備至的，感激之情非言語可以表達！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”是孔子最爲憂慮的。而後世的學者稍微能誦經訓詁，就自以爲是有學問了，於是就不再有探究學問的迫切願望了，這實在是很可悲呀！聖道必須身體力行才能明白領會，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後再去身體力行，聖道必須學習後才能明白，並非在講求學問之外還有其他的認識聖道的途徑。世上的研學者有兩種：一種是講究身心體認的，一種是講究口說耳聽的。用口耳的人，通過揣摩推斷，力求擴大自己的影響；用身心的，力行自省，所言所行，的確是自己具備的東西。知道這些，就知曉了孔子的學說。
在信中，您認爲我之所以恢復《大學》的舊本，是因爲我認爲人做學問只需要求諸於心，而程朱的格物學說卻免不了向心外探求，於是不採信朱熹的分章法，並刪掉了他增補的傳。
我並不敢這樣。學習哪還分什麼內外呀？《大學》舊本乃是孔門傳下來的，朱熹懷疑它有遺漏和錯誤的地方，而加以改正補充，而我認爲舊本中並未有遺漏和錯誤之處，所以就完全採信古本罷了。我的過失可能在於過分相信孔子，絕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，並刪掉他增補的傳。做學問最重要的是用心來體悟，如果心裏認爲不對，即使是孔子所說的話，我也不敢說它是正確的，何況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？如果心裏認爲正確，即使是普通人說的話，也不敢認爲是不對的，更何況是孔子呢？《大學》舊本已經流傳了幾千年，現在閱讀，書中詞語句子還明白通順，論述的學問功夫，又簡明易懂而容易下手。有什麼依據斷定這一段一定在這裏，那一段一定在那裏，這裏缺了什麼，那裏又有什麼錯誤，於是加以改正增補輯錄？這難道不是更看重是否違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違背了孔子嗎？
信中指出：“如果必須強調做學問不靠到心外探求，只是要在心中反省體察，那麼‘正心誠意’這四個字還有什麼沒有說盡的呢？又何必非得在學問的着手處用格物的功夫讓人困惑呢？”
正是，正是！若講學問的主宰，“修身”二字已經足夠，何必又要講“正心”呢？“正心”這兩個字就足夠了，何必又要講“誠意”呢？“誠意”兩個字也就儘夠了，何必還要講“致知”“格物”呢？只是要使做學問的功夫詳細而周密，而概括起來只是一件事，如此纔是“精一”的學問，這裏正是不得不深思的。天理沒有內外之分，本性沒有內外之別，所以學問也沒有內外之別。講習討論，未嘗不是內；反觀內省，未嘗就遺棄了外。如果說學習必須到心外上求，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內外兩部分了，這就是“義外”“用智”；如果說反觀內省必須要從內心來求得，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內外兩部分了，就是“有我”“自私”，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知道人性沒有內外之分。所以，孔子說：“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《中庸》講：“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”由此便可以明白“格物”的學說了。“格物”是《大學》實際下手的地方，從頭至尾，自兒童啓蒙以至成爲聖人，只有這一個功夫，並非僅僅在剛開始學的時候有“格物”的功夫。“正心”“誠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都是爲了“修身”，而格物，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見之處。所以，“格物”就是清除自己內心的物慾，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慾，清除自己認識上的物慾；“正心”就是糾正物慾之心；“誠意”就是使物慾之心精誠；“致知”就是致其物慾的良知。這哪有內外彼此之分呢？理只有一個。從理的凝聚上來說就是性，從凝聚的主宰處來說就是心，從主宰的發動上來說就是意，從發動的明覺上來說就是知，從明覺的感應上來說就是物。所以，理就物而言就是格，就知而言說就是致，就意而言就是誠，就心而言就是正。正就是正心；誠就是誠意；致就是致知；格就是格物。都是爲了窮理而儘性。天下沒有本性之外的理，沒有本性之外的物。聖學不昌明，都是因爲後世儒生認爲理屬於內，物屬於外，而不知道孟子曾經批評過“義外”的學說，以至於沿襲並陷入錯誤而不自知，這難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難以明白之處嗎？不可不仔細體察！
您之所以質疑我的格物學說，無非是認爲我肯定內求而否定外求；認爲我一定專門致力於反觀內省，而放棄了外在講習討論的功夫；認爲我一定一心在綱領本原的框架上，而忽視了詳細的條目；認爲我一定沉溺於枯槁虛寂的偏執中，而不能窮盡事理人情的變化。如果真是這樣，豈是隻得罪了聖門和朱熹？這簡直是用邪說欺騙百姓，離經叛道，人人都可以殺了我，更何況您這樣的正直之士呢？如果真是這樣，世上稍稍明白訓詁，聞聽過先賢往哲緒論的人，都知道它是謬論，更何況您這樣的高明之士呢？我所說的“格物”包含了朱熹的九條；但我的格物學說自有重要的地方，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條不同，實在只是差之毫釐。然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。
孟子批評楊朱、墨翟，說他們是“無父無君”。其實這兩位先生也是當時的賢明之士，假如他們和孟子同處於一個時代，那麼孟子也未必就不認可他們的賢德。墨子的“兼愛”思想，是行仁行過頭了；楊朱的“爲我”思想，是行義行過頭了。他們的學說，並不是要滅天理、亂綱常而眩惑天下，但是，其所產生的弊端，孟子用禽獸、夷狄來比喻，說他們用學術殺害了天下後世的人。當今學術的弊端，能說是學仁過頭了嗎？或者說是學義過頭了？還是學不仁不義過頭了？我不知道它們和洪水猛獸有何分別！孟子說：“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因爲楊墨的學說充塞天下，孟子所處的時代，天下的人對楊朱、墨子學說的崇信，應當不亞於當下人們對朱熹學說的崇拜。而只有孟子獨自一人與他們爭辯。哎，可悲呀！韓愈說：“佛、老之害，甚於楊、墨。”韓愈的賢明遠不如孟子，孟子沒能做到救之於未壞之先，而韓愈卻想恢復世道人性於敗壞之後，他這是自不量力，後來我們果然看到他陷於政治的危險境地也沒有人救他。唉！像我這樣的人，更是自不量力，發現自己面臨危境，卻沒有人能救我於死地！大家正在高興地嬉笑，我卻暗自啜泣；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，我卻獨自憂心忡忡疾首蹙額，這如果不是我喪心病狂，就一定是有大苦隱於心中，如果不是天下最仁愛的人，那麼，誰又能明察呢？
我寫《朱子晚年定論》一書，也是迫不得已而爲之。其中，書上年代的早晚，的確有些未經考證，雖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，但大部分是寫於晚年的。我的本意是就世間朱陸紛爭進行調和，以昌明聖學於天下爲重。我一生始終把朱熹先生的學說奉做神明，一旦要與它相背離，內心都很煎熬，所以只是不得已而爲之。“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”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學說相抵觸；而又不得不這樣做，是因爲聖道本來就是這樣的，不作直說，道就不能顯現啊！
您說我“決與朱子異”，我怎敢欺騙自己的心呢？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；學是天下共同的學。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，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。對天下公有的東西，應該秉公而論。所以只要說得對，即便與自己的不同，也對自己有益；說得不對，即便與自己的相同，也對自己有損害。對自己有益的，自己一定會喜歡；對自己有害的，自己一定厭惡。那麼，我今天所講的即使與朱熹不同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歡的。子貢說：“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然而子夏又說：“小人之過也必文。”我雖然不賢，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對待朱熹先生。
您的諄諄教誨，反反覆覆數百言，都是因爲沒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學說。如果明白了我的學說，那麼，您所講的都可以不用辯論也能毫無疑問，所以，我今天不敢再詳細陳述，以避瑣碎之嫌。可是我除非面對面和您解說清楚，斷不能僅憑信上所寫的這幾句話就完全能說明白。唉！您開導啓迪我的話，真的是非常之懇切詳盡了。關愛我的人，沒有超過您的！我雖然很愚鈍，怎麼能不感激佩服您呢？然而我不敢捨去心中的真誠而輕易接受您的看法，正是因爲不敢辜負您的厚愛，也是想對您有所回報呀。秋後返家時，我一定登門拜訪，當面向您請教，到時還請千萬不要吝惜賜教。
释义/赏析
《論語·述而》第三章：“子曰：‘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’”
《易經·繫辭下》第五章：“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；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”
《中庸》第二十五章：“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”
闢之，孟子闢“義外”之說見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四章。
朱子“九條”，出自朱熹《大學九條》：“又有問進之術何先者。程子曰：‘莫先於正心誠意。然欲誠意、必先致知。而欲致知、又在格物。致、盡也。格、至也。凡有一物必有一理。窮而至之、所謂格物者也。然而格物亦非一端。如或讀書講明道義、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、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、皆窮理也。’曰：‘格物者、必物物而格之耶。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。’曰：‘一物格而萬理通、雖顏子亦未至此。唯今日而格一物焉、明日又格一物焉、積習既多、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。’又曰：‘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、理會得多、自當豁然有？覺處。’又曰：‘窮理者、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。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。但積累多後、自當脫然有悟處。’又曰：‘格物、非欲盡窮天下之物。但於一事上窮盡、其他可以類推。至於言孝、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。若一事上窮不得、且別窮一事。或先其易者、或先其難者、各隨人淺深。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。但得一道而入、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。蓋萬物各具一理、而萬理同出一原。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。’又曰：‘物必有理、皆所當窮。若天地之所以！深、鬼神之所以幽顯、是也。若曰天吾知其！而已矣、地吾知其深而已矣、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、則是已然之詞、又何理之可窮哉。’又曰：‘如欲爲孝、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。如何而爲奉養之宜、如何而爲溫？之節。莫不窮究、然後能之。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。或問、觀物察己者、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。’曰：‘不必然也。物我一理、才明彼即曉此。此合內外之道也。語其大天地之所以！厚、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、皆學者所宜致思也。’曰：‘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。’曰：‘求之情性、固切於身。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、不可不察。’又曰：‘致知之要、當知至善之所在。如父止於慈、子止於孝之類。若不務此而徒欲？然以觀萬物之理、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、出太遠而無所歸也。’又曰：‘格物莫若察之於身。其得之尤切。’此九條者、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，與其次第工程也。”
陸九淵《與曾宅之書》：“惟其生於後世，學絕道喪，異端邪說充塞彌滿，遂使有志之士，罹此患害，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，均其？溺此，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第九章：“孟子曰：‘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’”
《易經·爻辭·離卦》：“六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五章：“孟子曰：‘吾今則可以見矣。不直，則道不見；我且直之。’”
《論語·子張》第二十九章：“子貢曰：‘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’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