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来书云：“聪明睿知，果质乎？仁义礼智，果性乎？喜怒哀乐，果情乎？私欲客气果一物乎？二物乎？古之英才，若子房、仲舒、叔度、孔明、文中、韩、范诸公，德业表著，皆良知中所发也，而不得谓之闻道者，果何在乎？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，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、困勉者乎？愚者窍云，谓诸公见道偏则可，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。然乎？否乎？”
性一而已。仁、义、礼、知，性之性也；聪、明、睿、知，性之质也；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性之情也；私欲、客气，性之蔽也。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，而蔽有浅深也。私欲、客气，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张、黄、诸葛及韩、范诸公，皆天质之美，自多暗合道妙，虽未可尽谓之知学，尽谓之闻道，然亦自其有学，违道不远者也。使其闻学知道，即伊、傅、周、召矣。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，其书虽多出于其徒，亦多有未是处，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。但今相去辽远，无有的然凭证，不可悬断其所至矣。夫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。若无有物欲牵蔽，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，即无不是道。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，不能循得良知。如数公者，天质既自清明，自少物欲为之牵蔽，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，自然是多，自然违道不远。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。谓之知学，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。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，而或泛滥于多歧，疑迷于影响，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。若知得时，便是圣人矣。后儒尝以数子者，尚皆是气质用事，未免于行不著，习不察，此亦未为过论。但后儒之所谓著、察者，亦是狃于闻见之狭，蔽于沿习之非，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，尚非圣门之所谓著、察者也。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，而求人之昭昭也乎？所谓生知、安行，“知、行”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。若是知、行本体，即是良知、良能，虽在困勉之人，亦皆可谓之生知、安行矣。知、行二字更宜精察。
翻译
信中说：“聪、明、睿、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资质吗？仁、义、礼、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？喜、怒、哀、乐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吗？私欲与外气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古代的英才如张良、董仲舒、黄宪、诸葛亮、王通、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德业昭彰，皆是备良知致中和的人，却不能说他们是知道圣道的人，这是为何？假如说他们的资质天生就好，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还不如学知利行、困知勉行的人吗？我私下里认为，说他们对道的认识有点偏颇可以，如果说他们全然不闻道，那么恐怕会导致后世儒生因推崇记诵训诂，对他们产生错误的看法。我这样说对吗？”
性只有一个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是人性的本性；聪、明、睿、智，是人性的禀赋；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是人性的情感；私欲与外气，是人性的昏蔽。本质有清浊之分，所以感情有过与不及，而昏蔽有深有浅。私欲与外气，是一种病生发的两种痛苦，不是两个事儿。张良、黄宪、诸葛亮、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都是天生资质好，自然与道的许多地方都巧妙暗合，虽然不能说因此说他们是知圣学，也不能说他们是闻道，可是他们的学问才智离圣道已经不远了。假如他们知学闻道，不都成了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召公了吗？至于文中子王通，则又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，他的书虽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写出来的，其中也有很多错误，但是他的学问的大致轮廓还是显而易见的。只是因为时代久远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不能凭空臆断他的学问与圣道相差多远。良知就是圣道，良知自在人心，不单单是圣贤，寻常人也莫不如此。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，只要遵循着良知并将其发扬光大、流传开来，则没有不是道的。只不过是常人的良知总被物欲牵累蒙蔽，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罢了。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人，天生资质清纯明亮，也很少被物欲牵累蒙蔽，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扬流传的就非常多，自然就离圣道不远。学者学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。说知学，只是要明白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。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，有的还泛滥于歧途，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，因此或离道或合道而不精纯。如果得道，就是圣人了。后世儒生曾经以为他们几个尚且凭借天资成就事业，不免会“行不著”“习不察”，这些都不是过分的评价。但是后世儒生所谓的“著察”，是因为拘泥于狭隘的见闻，昏蔽于旧时习惯的错误，从而模拟仿照圣人的影响和事迹，并非圣学中所说的“著察”。这样怎么能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呢？所谓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，“知行”二字也是从用功上来说的。至于知行的本体，其实就是良知良能，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，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。对“知行”二字更应该精心体察。
释义/赏析
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：“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。”朱熹《中庸章句集注》注曰：“聪明睿智，生之知质。”
张良（字子房）、董仲舒、黄宪（字叔度）、诸葛亮（字孔明）、王通（号文中子）、韩琦、范仲淹。
违道不远，出自《中庸》第十三章：“忠恕违道不远。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
《孟子·尽心下》第七章：“贤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；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”
繁体原文
來書雲：“聰明睿知，果質乎？仁義禮智，果性乎？喜怒哀樂，果情乎？私慾客氣果一物乎？二物乎？古之英才，若子房、仲舒、叔度、孔明、文中、韓、範諸公，德業表著，皆良知中所發也，而不得謂之聞道者，果何在乎？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，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、困勉者乎？愚者竅雲，謂諸公見道偏則可，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。然乎？否乎？”
性一而已。仁、義、禮、知，性之性也；聰、明、睿、知，性之質也；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性之情也；私慾、客氣，性之蔽也。質有清濁，故情有過不及，而蔽有淺深也。私慾、客氣，一病兩痛，非二物也。張、黃、諸葛及韓、範諸公，皆天質之美，自多暗合道妙，雖未可盡謂之知學，盡謂之聞道，然亦自其有學，違道不遠者也。使其聞學知道，即伊、傅、周、召矣。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，其書雖多出於其徒，亦多有未是處，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。但今相去遼遠，無有的然憑證，不可懸斷其所至矣。夫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聖賢，雖常人亦無不如此。若無有物慾牽蔽，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，即無不是道。但在常人多爲物慾牽蔽，不能循得良知。如數公者，天質既自清明，自少物慾爲之牽蔽，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，自然是多，自然違道不遠。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。謂之知學，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。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，而或氾濫於多歧，疑迷於影響，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。若知得時，便是聖人矣。後儒嘗以數子者，尚皆是氣質用事，未免於行不著，習不察，此亦未爲過論。但後儒之所謂著、察者，亦是狃於聞見之狹，蔽於沿習之非，而依擬仿象於影響形跡之間，尚非聖門之所謂著、察者也。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，而求人之昭昭也乎？所謂生知、安行，“知、行”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。若是知、行本體，即是良知、良能，雖在困勉之人，亦皆可謂之生知、安行矣。知、行二字更宜精察。
翻译
信中說：“聰、明、睿、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資質嗎？仁、義、禮、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嗎？喜、怒、哀、樂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嗎？私慾與外氣是一回事，還是兩回事？古代的英才如張良、董仲舒、黃憲、諸葛亮、王通、韓琦、范仲淹等人，德業昭彰，皆是備良知致中和的人，卻不能說他們是知道聖道的人，這是爲何？假如說他們的資質天生就好，那麼生知安行的人難道還不如學知利行、困知勉行的人嗎？我私下裏認爲，說他們對道的認識有點偏頗可以，如果說他們全然不聞道，那麼恐怕會導致後世儒生因推崇記誦訓詁，對他們產生錯誤的看法。我這樣說對嗎？”
性只有一個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是人性的本性；聰、明、睿、智，是人性的稟賦；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是人性的情感；私慾與外氣，是人性的昏蔽。本質有清濁之分，所以感情有過與不及，而昏蔽有深有淺。私慾與外氣，是一種病生髮的兩種痛苦，不是兩個事兒。張良、黃憲、諸葛亮、韓琦、范仲淹等人，都是天生資質好，自然與道的許多地方都巧妙暗合，雖然不能說因此說他們是知聖學，也不能說他們是聞道，可是他們的學問才智離聖道已經不遠了。假如他們知學聞道，不都成了伊尹、傅說、周公、召公了嗎？至於文中子王通，則又不能說他不明白聖學，他的書雖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寫出來的，其中也有很多錯誤，但是他的學問的大致輪廓還是顯而易見的。只是因爲時代久遠，沒有確鑿的證據，所以不能憑空臆斷他的學問與聖道相差多遠。良知就是聖道，良知自在人心，不單單是聖賢，尋常人也莫不如此。如果沒有物慾的牽累矇蔽，只要遵循着良知並將其發揚光大、流傳開來，則沒有不是道的。只不過是常人的良知總被物慾牽累矇蔽，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罷了。像上面提到的幾個人，天生資質清純明亮，也很少被物慾牽累矇蔽，所以他們的良知發揚流傳的就非常多，自然就離聖道不遠。學者學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。說知學，只是要明白專門在學習遵循良知上用功。他們幾個人雖然不知道專門在學習遵循良知上用功，有的還氾濫於歧途，受到別的東西影響或迷惑，因此或離道或合道而不精純。如果得道，就是聖人了。後世儒生曾經以爲他們幾個尚且憑藉天資成就事業，不免會“行不著”“習不察”，這些都不是過分的評價。但是後世儒生所謂的“著察”，是因爲拘泥於狹隘的見聞，昏蔽於舊時習慣的錯誤，從而模擬仿照聖人的影響和事蹟，並非聖學中所說的“著察”。這樣怎麼能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呢？所謂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，“知行”二字也是從用功上來說的。至於知行的本體，其實就是良知良能，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，也都可以說是生知安行。對“知行”二字更應該精心體察。
释义/赏析
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：“唯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。”朱熹《中庸章句集註》注曰：“聰明睿智，生之知質。”
張良（字子房）、董仲舒、黃憲（字叔度）、諸葛亮（字孔明）、王通（號文中子）、韓琦、范仲淹。
違道不遠，出自《中庸》第十三章：“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”
《孟子·盡心下》第七章：“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；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