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。苏老泉长子，苏颍滨兄。与父、弟合称「三苏」，故又称「大苏」。宋仁宗嘉祐二年（西元一〇五七年）进士。嘉祐六年（西元一〇六一年），再中制科，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。宋英宗治平二年（西元一〇六五年），召除判登闻鼓院，寻试馆职，除直史馆。治平三年，父卒，护丧归蜀。宋神宗熙宁二年（西元一〇六九年），服除，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，权开封府推官。熙宁四年（西元一〇七〇年），上书论王介甫新法之不便，出为杭州通判。徙知密、徐二州。元丰二年（西元一〇七九年），移知湖州，因诗托讽，逮赴台狱，史称「乌台诗案」。狱罢，贬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。元丰四年（西元一〇八一年），移汝州团练副使。元丰八年（西元一〇八五年）春，得请常州居住，十月起知登州。寻召除起居舍人。宋哲宗元祐元年（西元一〇八六年）迁中书舍人，改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元祐四年（西元一〇八九年）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会大旱，饥疾并作，东坡请免上供米，又减价粜常平米，存活甚众。杭近海，民患地泉咸苦，东坡倡浚河通漕，又沿西湖东西三十里修长堤，民德之。元祐六年（西元一〇九一年），除翰林学士承旨，寻因谗出知颍州，徙扬州。後以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。绍圣元年（西元一〇九四年），贬惠州。绍圣四年（西元一〇九七年），再贬儋州。累贬琼州别驾，居昌化。宋徽宗即位，元符三年（西元一一〇〇年）赦还，提举玉局观，复朝奉郎。建中靖国元年（西元一一〇一年），卒于常州，年六十四（按：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时已入西元一〇三七年）。宋孝宗时谥文忠。东坡于文学艺术堪称全才。其文汪洋恣肆，淸新畅达，与欧阳文忠并称「欧苏」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；为诗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，独具风格，与黄山谷并称「苏黄」；作词开豪放一派，变词体绮靡之风，下启南宋，与辛稼轩并称「苏辛」；工书，擅行、楷，能自创新意，用笔丰腴跌宕，有天真烂漫之趣，与黄山谷、米元章、蔡君谟并称宋四家；画学文与可，喜作枯木怪石，论画主张神似。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东坡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、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志林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、《仇池笔记》《论语说》等。《全宋诗》东坡诗，卷一至卷四六，以清道光刊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为底本，卷四七、卷四八，以清乾隆刊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为底本。校以宋刊半叶十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（残，简称集甲）、宋刊半叶十二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（残，简称集乙，集甲、集乙合称集本）、宋眉山刊《苏文忠公文集》（残，简称集丙）、宋黄州刊《东坡先生後集》（残，简称集丁），宋刊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（简称集戊）、宋刊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》（残，简称集注）、宋嘉泰刊施德初、顾景繁《注东坡先生诗》（残，简称施甲）、宋景定补刊施、顾《注东坡先生诗》（残，简称施乙，施甲、施乙合称施本）、宋黄善夫家塾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（简称类甲）、宋泉州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（残，简称类乙）、元务本书堂刊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（简称类丙，类甲、类乙、类丙，合称类本）、明成化刊《东坡七集》（简称七集）、明万历刊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（简称外集）、清查初白《补注东坡编年诗》（简称查注）、清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（简称合注）。参校资料一为金石碑帖和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的有关部分；一为清人、近人的苏诗校勘批语，其中有何义门焯所校清康熙刊《施注苏诗》（简称何校），卢檠斋、纪晓岚所校清乾隆刊查注（分别简称卢校、纪校），章茗簃所校缪艺术风覆明成化《东坡七集》（简称章校）。卷四八所收诗篇除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外，还分别采自《春渚纪闻》、《侯鲭录》等书，亦据所采各书及有关资料进行校勘。新辑集外诗，编为第四九卷。生平见《宋史·卷三百三十八·苏轼传》。
原文
春秋之末，至于战国，诸侯卿相皆争养士。自谋夫说客、谈天雕龙、坚白同异之流，下至击剑扛鼎、鸡鸣狗盗之徒，莫不宾礼，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，何可胜数。
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；魏无忌、齐田文、赵胜、黄歇、吕不韦，皆有客三千人；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，齐稷下谈者亦千人；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皆致客无数。下至秦、汉之间，张耳、陈馀号多士，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，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。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，度其馀，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。此皆奸民蠹国者，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？
苏子曰：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国之有奸也，犹鸟兽之有鸷猛，昆虫之有毒螫也。区处条理，使各安其处，则有之矣；锄而尽去之，则无是道也。
吾考之世变，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，盖出于此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夫智、勇、辨、力，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，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也，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。此四者不失职，则民靖矣。四者虽异，先王因俗设法，使出于一。三代以上出于学，战国至秦出于客，汉以后出于郡县吏，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，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。虽不尽然，取其多者论之。
六国之君虐用其民，不减始皇、二世，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杰者，多以客养之，不失职也。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鲁无能为者，虽欲怨叛，而莫为之先，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。既并天下，则以客为无用，于是任法而不任人，谓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谓吏不必才，取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堕名城，杀豪杰，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。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者，皆安归哉？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？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，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，有以处之，使不失职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，不知其将噬人，世以始皇为智，吾不信也。
楚、汉之祸，生民尽矣，豪杰宜无几，而代相陈豨过赵，从车千乘，萧、曹为政，莫之禁也。至文、景、武之世，法令至密，然吴王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，皆争致宾客，世主不问也。岂惩秦之祸，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，故少宽之，使得或出于此也耶？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，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呜呼，此岂秦、汉之所及也哉！
翻译
春秋末年，直至战国，诸侯卿相，都争相供养士人（来）为自己谋划。（上至）那些谋士辩客、善于辩论、善于言辞的人，下至（那些）长于技击、力大无穷（乃至）技能卑下的人，没有不待之以宾客之礼的。（那些）穿着华美的服饰、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，（多到）数也数不完。越王勾践有六千门客；魏公子无忌、齐公子田文、平原君赵胜、春申君黄歇、吕不韦都有三千门客；而田文（还）招揽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。齐国稷下的辩士也有上千人；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都招揽了无数门客。下至秦汉年间，张耳、陈馀号称“多士”（有许多门客），所豢养的宾客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，而（甚至）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。那些约略可以从传记中的人就像这么多，（可以）料想其他的不见于史传的士人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夫的一半了。这些人都是使唤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，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，国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！
我认为：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。国家中有奸猾之徒，就好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，昆虫有（带）毒螯（的虫子）一样。分门别类、区别对待，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处境，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，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，就不是正确的方法。
我考查世事的变迁，知道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，就是由此造成的，不能够不加以省察啊。那些有智谋、有勇气、有辩才、有能力的人，这四类人都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，（他们）大多不能穿破旧的衣服，吃粗陋的食物来供养别人，都是使唤别人来供养自己的人，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和他们共同享用。这四类人虽然各不相同，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据（当时的）实际情况设立选拔制度，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。夏商周以前由学校中选拔产生，战国直到秦代由客卿中产生，汉代以后从郡县制中产生，魏晋以后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，隋唐直到现在从科举制度中产生。虽然并非完全如此，（我只是）选择其中比较多的现象论述。
六国的国君暴虐地奴役百姓（的程度），不亚于秦始皇、秦二世，然而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反叛，因为（当时）凡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大多被作为客卿供养起来了，各有各的职守。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等人的人，都是愚钝而没有能力的人，（他们）即使想要反叛，但是没有人充当他们的带头人，这就是六国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啊。
秦始皇起先要驱逐客卿，因为李斯的言论而作罢；吞并天下之后，就认为客卿没有用处了。于是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，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（好），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，选择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（的人）就行了。因而毁坏名城，诛杀豪杰，（使得）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流散回归到田亩之中。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，他们都回到哪里呢？不知道他们是（甘愿）面黄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间呢，还是会放弃耕种长声叹息来等待时机呢？（显然是后者）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的时期，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担忧这四类人，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，秦国灭亡不至于像这样迅速。把上百万的虎狼放纵到山林中而使他们饱受饥渴，不知道他们将要吃人，世人都认为秦始皇明智，我不相信。
楚汉争战的祸乱，老百姓都差不多了，豪杰应当（也）所剩无几了，而代国的丞相陈豨经过赵国的时候，跟随的车辆有上千乘，萧何曹参当政，也没有禁止过。到文帝、景帝、武帝的时候，法令极其严密，但是吴王刘濞、淮南王、梁王、魏其侯、武安侯之类的人，都争相招致宾客。是不是以秦朝的祸乱为警戒，认为功名富贵不能完全约束天下的士人，因而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，使得有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（而不留在民间成为隐患）呢？
至于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，（他们）认为：“君子学习道理就知道爱人，普通人学习道理就容易驱使。”哎，这哪里是秦、汉两代所能比得上的呢？
释义/赏析
繁体原文
春秋之末，至於戰國，諸侯卿相皆爭養士。自謀夫說客、談天雕龍、堅白同異之流，下至擊劍摃鼎、雞鳴狗盜之徒，莫不賓禮，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，何可勝數。
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；魏無忌、齊田文、趙勝、黃歇、呂不韋，皆有客三千人；而田文招致任俠奸人六萬家於薛，齊稷下談者亦千人；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皆致客無數。下至秦、漢之間，張耳、陳餘號多士，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，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。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，度其餘，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。此皆姦民蠹國者，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？
蘇子曰：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國之有姦也，猶鳥獸之有鷙猛，昆蟲之有毒螫也。區處條理，使各安其處，則有之矣；鋤而盡去之，則無是道也。
吾考之世變，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，蓋出於此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夫智、勇、辨、力，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，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，皆役人以自養者也，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。此四者不失職，則民靖矣。四者雖異，先王因俗設法，使出於一。三代以上出於學，戰國至秦出於客，漢以後出於郡縣吏，魏、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，隋、唐至今出於科舉。雖不盡然，取其多者論之。
六國之君虐用其民，不減始皇、二世，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傑者，多以客養之，不失職也。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魯無能爲者，雖欲怨叛，而莫爲之先，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。既併天下，則以客爲無用，於是任法而不任人，謂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謂吏不必才，取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墮名城，殺豪傑，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。向之食於四公子、呂不韋之徒者，皆安歸哉？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？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，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，有以處之，使不失職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，不知其將噬人，世以始皇爲智，吾不信也。
楚、漢之禍，生民盡矣，豪傑宜無幾，而代相陳豨過趙，從車千乘，蕭、曹爲政，莫之禁也。至文、景、武之世，法令至密，然吳王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，皆爭致賓客，世主不問也。豈懲秦之禍，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，故少寬之，使得或出於此也耶？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，曰：“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”嗚呼，此豈秦、漢之所及也哉！
翻译
春秋末年，直至戰國，諸侯卿相，都爭相供養士人（來）爲自己謀劃。（上至）那些謀士辯客、善於辯論、善於言辭的人，下至（那些）長於技擊、力大無窮（乃至）技能卑下的人，沒有不待之以賓客之禮的。（那些）穿着華美的服飾、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館舍中的士人，（多到）數也數不完。越王勾踐有六千門客；魏公子無忌、齊公子田文、平原君趙勝、春申君黃歇、呂不韋都有三千門客；而田文（還）招攬了六萬名崇尚俠義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。齊國稷下的辯士也有上千人；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都招攬了無數門客。下至秦漢年間，張耳、陳餘號稱“多士”（有許多門客），所豢養的賓客都是天下的傑出人才，而（甚至）田橫也有五百名門客。那些約略可以從傳記中的人就像這麼多，（可以）料想其他的不見於史傳的士人應當是官吏的數倍或是農夫的一半了。這些人都是使喚別人來養活自己的人，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，國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！
我認爲：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。國家中有奸猾之徒，就好像鳥獸中有猛禽猛獸，昆蟲有（帶）毒螯（的蟲子）一樣。分門別類、區別對待，使他們各自安於自己的處境，就能夠使他們爲自己所用了，把他們全部剷除乾淨，就不是正確的方法。
我考查世事的變遷，知道六國之所以能長久存在而秦國之所以迅速滅亡，就是由此造成的，不能夠不加以省察啊。那些有智謀、有勇氣、有辯才、有能力的人，這四類人都是民衆中的優秀傑出的人，（他們）大多不能穿破舊的衣服，吃粗陋的食物來供養別人，都是使喚別人來供養自己的人，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貴分給這四類人和他們共同享用。這四類人雖然各不相同，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據（當時的）實際情況設立選拔制度，使他們通過同一種方式選拔產生。夏商周以前由學校中選拔產生，戰國直到秦代由客卿中產生，漢代以後從郡縣制中產生，魏晉以後從九品中正制中產生，隋唐直到現在從科舉制度中產生。雖然並非完全如此，（我只是）選擇其中比較多的現象論述。
六國的國君暴虐地奴役百姓（的程度），不亞於秦始皇、秦二世，然而當時的百姓沒有一個反叛，因爲（當時）凡是民衆中的優秀傑出的人大多被作爲客卿供養起來了，各有各的職守。那些努力耕種來奉養上等人的人，都是愚鈍而沒有能力的人，（他們）即使想要反叛，但是沒有人充當他們的帶頭人，這就是六國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滅亡的原因啊。
秦始皇起先要驅逐客卿，因爲李斯的言論而作罷；吞併天下之後，就認爲客卿沒有用處了。於是憑藉法制而不憑藉人治，認爲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（好），認爲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，選擇能夠遵守自己的法令（的人）就行了。因而毀壞名城，誅殺豪傑，（使得）民衆中優秀傑出的人流散迴歸到田畝之中。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呂不韋之流的人所供養的人，他們都回到哪裏呢？不知道他們是（甘願）面黃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間呢，還是會放棄耕種長聲嘆息來等待時機呢？（顯然是後者）秦朝的動亂雖然形成於秦二世的時期，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擔憂這四類人，使他們各有各的職守的話，秦國滅亡不至於像這樣迅速。把上百萬的虎狼放縱到山林中而使他們飽受飢渴，不知道他們將要吃人，世人都認爲秦始皇明智，我不相信。
楚漢爭戰的禍亂，老百姓都差不多了，豪傑應當（也）所剩無幾了，而代國的丞相陳豨經過趙國的時候，跟隨的車輛有上千乘，蕭何曹參當政，也沒有禁止過。到文帝、景帝、武帝的時候，法令極其嚴密，但是吳王劉濞、淮南王、樑王、魏其侯、武安侯之類的人，都爭相招致賓客。是不是以秦朝的禍亂爲警戒，認爲功名富貴不能完全約束天下的士人，因而稍稍放寬對他們的限制，使得有人能夠通過這種方法被選拔出（而不留在民間成爲隱患）呢？
至於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這樣，（他們）認爲：“君子學習道理就知道愛人，普通人學習道理就容易驅使。”哎，這哪裏是秦、漢兩代所能比得上的呢？
释义/赏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