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先生曰：“先儒解‘格物’为格天下之物，天下之物如何格得？且谓‘一草一木亦皆有理’，今如何去格？纵格得草木来，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？我解‘格’作‘正’字义，‘物’作‘事’字义。《大学》之所谓‘身’，即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是也。欲修身，便是要目非礼勿视，耳非礼勿听，口非礼勿言，四肢非礼勿动。要修这个身，身上如何用得工夫？心者身之主宰，目虽视，而所以视者心也。耳虽听，而所以听者心也。口与四肢虽言、动，而所以言、动者心也。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，常令廓然大公，无有些子不正处。主宰一正，则发窍于目，自无非礼之视；发窍于耳，自无非礼之听；发窍于口与四肢，自无非礼之言、动，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。然至善者，心之本体也，心之本体那有不善？如今要正心，本体上何处用得功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。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，故须就此处着力，便是在诚意。如一念发在好善上，便实实落落去好善；一念发在恶恶上，便实实落落去恶恶。意之所发，既无不诚，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？故欲正其心在诚意。工夫到诚意，始有着落处。然诚意之本，又在于致知也。所谓‘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’，此正是吾心良知处。然知得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；知得不善，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，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，是不能致知也。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，则善虽知好，不能着实好了，恶虽知恶，不能着实恶了，如何得意诚？故致知者，意诚之本也。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，致知在实事上格。如意在于为善，便就这件事上去为；意在于去恶，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。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，为善则不善正了，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。如此，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，得以致其极，而意之所发，好善去恶，无有不诚矣。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，若如此格物，人人便做得，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正在此也。”
翻译
先生说：“朱熹解释‘格物’是‘格天下之物’，天下之物怎么格？并且程颐说一草一木都有理存在，现在怎么去格呢？纵使草木格得出理来，却又如何能够诚自己的意？我认为‘格’字应该做‘正’字讲，‘物’字应该做‘事’字讲。《大学》里的‘身’，就是指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。要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礼勿视、耳非礼勿听、嘴非礼勿言、四肢非礼勿动。要修好这个身，身体本身怎么去用功夫呢？心是身体的主宰，眼睛之所以看是因为心。耳朵之所以听是因为心。口与四肢之所以说与动，都是因为心的缘故。因此，修身的关键在于真正弄明白心才是问题所在，只要让心总是处于廓然大公的状态，就没有什么不正之处了。这个主宰一正，那么作用于眼睛便没有非礼之视；作用于耳朵便没有非礼之听；作用于嘴巴和四肢便能没有非礼之言和动，这就说明修身的关键在于‘正心’。至善，是心性的本体，人最初的心性哪有不善的呢？所以说到正心，原本就是善的，哪里还需要去正呢？正心是指在心性发生变动时才去用功夫纠正。心性的变动不可能完全没有不善的意思，因此需要在此处下手，这就是‘诚意’。如果一个念头发出是向善的，你就实实在在去行善；一个念头发出是向恶的，你就实实在在去抑制根除自己的恶念。一念发动，没有不是诚的，那么它的本体怎么会不正呢？因此，想要正心关键在于诚意。功夫下在诚意上，功夫才有了入手的地方。然而诚意的根本在于致知。所谓别人都不知道而我独独知道的，这才是自心的良知。可是，知是善却不按照良知去做；知是恶却不跟从良知的指引而不去做，那么人的良知便被遮蔽了，就算不上是致知。内心的良知不能扩充到底，那么善虽然知道是好的，也不能真正地做好，恶虽然知道是恶的，也不会真的当做恶，这怎么能算得上是诚意呢？所以致知，是做到意诚的根本。然而也不是凭空的致知，致知要在具体的实事去格。如果意念是要去为善，那么就在你眼前这件实事去上行善；如果意念是要去除恶，那么就在你眼前这件实事上去除恶。除恶本来就是格不正让它归于正，为善是把不善的改变成善的了，这两者同理。如此这般，心里的良知就不会被私欲所遮蔽了，能够达到至善了，意念的发动，也只有好善，除恶，没有不诚正的。使意念诚正的功夫实践起来就在于格物，如果像这样去格物，人人都可以做到，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，正是因为这个道理。”
释义/赏析
朱熹《大学章句集注》：“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致乎其极。”
程颐《二程遗书》：“求之性情，固是切于身，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须是察。”
《论语·颜渊》第一章：“子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”
朱熹《大学章句集注》：“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，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。”
繁体原文
先生曰：“先儒解‘格物’爲格天下之物，天下之物如何格得？且謂‘一草一木亦皆有理’，今如何去格？縱格得草木來，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？我解‘格’作‘正’字義，‘物’作‘事’字義。《大學》之所謂‘身’，即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是也。欲修身，便是要目非禮勿視，耳非禮勿聽，口非禮勿言，四肢非禮勿動。要修這個身，身上如何用得工夫？心者身之主宰，目雖視，而所以視者心也。耳雖聽，而所以聽者心也。口與四肢雖言、動，而所以言、動者心也。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，常令廓然大公，無有些子不正處。主宰一正，則發竅於目，自無非禮之視；發竅於耳，自無非禮之聽；發竅於口與四肢，自無非禮之言、動，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。然至善者，心之本體也，心之本體那有不善？如今要正心，本體上何處用得功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。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，故須就此處着力，便是在誠意。如一念發在好善上，便實實落落去好善；一念發在惡惡上，便實實落落去惡惡。意之所發，既無不誠，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？故欲正其心在誠意。工夫到誠意，始有着落處。然誠意之本，又在於致知也。所謂‘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’，此正是吾心良知處。然知得善，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；知得不善，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，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，是不能致知也。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，則善雖知好，不能着實好了，惡雖知惡，不能着實惡了，如何得意誠？故致知者，意誠之本也。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，致知在實事上格。如意在於爲善，便就這件事上去爲；意在於去惡，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。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，爲善則不善正了，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。如此，則吾心良知無私慾蔽了，得以致其極，而意之所發，好善去惡，無有不誠矣。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，若如此格物，人人便做得，人皆可以爲堯、舜，正在此也。”
翻译
先生說：“朱熹解釋‘格物’是‘格天下之物’，天下之物怎麼格？並且程頤說一草一木都有理存在，現在怎麼去格呢？縱使草木格得出理來，卻又如何能夠誠自己的意？我認爲‘格’字應該做‘正’字講，‘物’字應該做‘事’字講。《大學》裏的‘身’，就是指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。要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禮勿視、耳非禮勿聽、嘴非禮勿言、四肢非禮勿動。要修好這個身，身體本身怎麼去用功夫呢？心是身體的主宰，眼睛之所以看是因爲心。耳朵之所以聽是因爲心。口與四肢之所以說與動，都是因爲心的緣故。因此，修身的關鍵在於真正弄明白心纔是問題所在，只要讓心總是處於廓然大公的狀態，就沒有什麼不正之處了。這個主宰一正，那麼作用於眼睛便沒有非禮之視；作用於耳朵便沒有非禮之聽；作用於嘴巴和四肢便能沒有非禮之言和動，這就說明修身的關鍵在於‘正心’。至善，是心性的本體，人最初的心性哪有不善的呢？所以說到正心，原本就是善的，哪裏還需要去正呢？正心是指在心性發生變動時纔去用功夫糾正。心性的變動不可能完全沒有不善的意思，因此需要在此處下手，這就是‘誠意’。如果一個念頭發出是向善的，你就實實在在去行善；一個念頭發出是向惡的，你就實實在在去抑制根除自己的惡念。一念發動，沒有不是誠的，那麼它的本體怎麼會不正呢？因此，想要正心關鍵在於誠意。功夫下在誠意上，功夫纔有了入手的地方。然而誠意的根本在於致知。所謂別人都不知道而我獨獨知道的，這纔是自心的良知。可是，知是善卻不按照良知去做；知是惡卻不跟從良知的指引而不去做，那麼人的良知便被遮蔽了，就算不上是致知。內心的良知不能擴充到底，那麼善雖然知道是好的，也不能真正地做好，惡雖然知道是惡的，也不會真的當做惡，這怎麼能算得上是誠意呢？所以致知，是做到意誠的根本。然而也不是憑空的致知，致知要在具體的實事去格。如果意念是要去爲善，那麼就在你眼前這件實事去上行善；如果意念是要去除惡，那麼就在你眼前這件實事上去除惡。除惡本來就是格不正讓它歸於正，爲善是把不善的改變成善的了，這兩者同理。如此這般，心裏的良知就不會被私慾所遮蔽了，能夠達到至善了，意念的發動，也只有好善，除惡，沒有不誠正的。使意念誠正的功夫實踐起來就在於格物，如果像這樣去格物，人人都可以做到，‘人皆可以爲堯、舜’，正是因爲這個道理。”
释义/赏析
朱熹《大學章句集註》：“是以《大學》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致乎其極。”
程頤《二程遺書》：“求之性情，固是切於身，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須是察。”
《論語·顏淵》第一章：“子曰：‘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’”
朱熹《大學章句集註》：“獨者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，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