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来书云：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，所谓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节目时变之详，毫厘千里之缪，必待学而后知。今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至于舜之不告而娶，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养志、养口，小杖、大杖，割股、庐墓等事，处常处变，过与不及之间，必须讨论是非，以为制事之本，然后心体无蔽，临事无失。”
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”，此语诚然。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，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，此其所以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”也。孟子云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良知、良能，愚夫愚妇与圣人同；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不能致，此圣愚之所由分也。节目时变，圣人夫岂不知？但不专以此为学。而其所谓学者，正惟致其良知，以精察此心之天理，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。吾子未暇良知之致，而汲汲焉顾是之忧，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。
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，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。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，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。故规矩诚立，则不可欺以方圆，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；尺度诚陈，则不可欺以长短，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；良知诚致，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，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。毫厘千里之缪，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，亦将何所用其学乎？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，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，吾见其乖张谬戾，日劳而无成也已。
吾子谓：“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”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。若谓粗知温？定省之仪节，而遂谓之能致其知，则凡知君之当仁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；知臣之当忠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，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？以是而言，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，明矣。知行合一之体，不益较然矣乎？
夫舜之不告而娶，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，故舜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，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，故武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，而为此邪？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，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，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，乃不孝、不忠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，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，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，执之以为制事之本，以求临事之无失，其亦远矣。其余数端，皆可类推，则古人致知之学，从可知矣。
翻译
来信说：“道的基本含义容易明白，正如你所说的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那些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则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必得通过学习而后才能掌握。你现在就温？定省谈论孝道，谁能不知晓呢？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，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，曾子养志而曾无养口，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，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，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，在正常与变化之间、过分与不足之间，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，作为解决事情的依据，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，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错。”
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，这话说得对。环顾后世学者，皆是忽视其易于明白而不用，反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”。孟子说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在拥有良知良能上，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；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则不能，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。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，圣人难道会不知道？只是不专门把这当做学问罢了。圣人所谓的学问，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，因而才成为其区别于后世学者的关键所在。你还没有去致良知，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，这正是远离了易于明白的而趋于难于明白的毛病。
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，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。细节、条目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，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。因此，规矩定了，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；尺度定了，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；良知确实达到了，那么细节、条目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，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、条目就都能应付了。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，不在自己内心良知的变化间去省察差别，那你的所学将何以致用呢？因此，不用规矩去测量而随意说这是方那是圆，不用尺度去丈量而随便说这个长那个短，我觉得破绽百出，只会一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。
你说“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”，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还是很少的。如果说粗略地知晓温？定省的礼节，就能致孝顺的良知，那么凡是知晓作为君主应当实行仁政的人，就都能致仁义的良知；凡是知晓作为臣下应当忠诚君主的人，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，那天下谁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？可见，“致知”的关键在于“行”，“不践行”就不能说是“致知”，这是最明白不过的。知行合一的概念，不就更加明白了吗？
至于舜之不告而娶，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可作为参考，虞舜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，请教了什么人，才这么做的？他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，权衡轻重缓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！武王之不葬而兴师，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为准则，姬发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，请教了什么人，才这么做的？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，权衡轻重缓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！假使虞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，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，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。后世的人不孜孜以求于致其良知，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，却在酬酢之间凭空讨论此等应变处常的事，幻想以此作为临事机变的准则，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那么《大学》关于致知的本意，从此就可以明白了。
释义/赏析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“君子之道，费而隐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”
《孟子·万章上》第二章：“万章问曰：‘诗云：“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”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’孟子曰：‘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，以怼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’”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‘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’”
《孟子·离娄上》第十九章：“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必请所与。问有余，必曰‘有’。曾皙死，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不请所与。问有余，曰：‘亡矣。’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《孔子家语》：“子曰：‘汝不闻乎？昔瞽叟有子曰舜。舜之事瞽叟，欲使之，未尝不在侧。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。小棰则待过，大杖则逃走。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，而舜不失■■之孝。今参事父，委身以待暴怒，殪而不避。既生死而陷父于不义，其不孝孰大焉？”
《孟子·离娄上》第十一章：“孟子曰：‘道在尔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之难。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’”
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二章：“夫道，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”
繁体原文
來書雲：“道之大端易於明白，所謂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婦可與及者’。至於節目時變之詳，毫釐千里之繆，必待學而後知。今語孝於溫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至於舜之不告而娶，武之不葬而興師，養志、養口，小杖、大杖，割股、廬墓等事，處常處變，過與不及之間，必須討論是非，以爲制事之本，然後心體無蔽，臨事無失。”
“道之大端易於明白”，此語誠然。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，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，此其所以“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”也。孟子云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良知、良能，愚夫愚婦與聖人同；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婦不能致，此聖愚之所由分也。節目時變，聖人夫豈不知？但不專以此爲學。而其所謂學者，正惟致其良知，以精察此心之天理，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。吾子未暇良知之致，而汲汲焉顧是之憂，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。
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，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。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，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。故規矩誠立，則不可欺以方圓，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；尺度誠陳，則不可欺以長短，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；良知誠致，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，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。毫釐千里之繆，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，亦將何所用其學乎？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，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，吾見其乖張謬戾，日勞而無成也已。
吾子謂：“語孝於溫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”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。若謂粗知溫？定省之儀節，而遂謂之能致其知，則凡知君之當仁者，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；知臣之當忠者，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，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？以是而言，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，明矣。知行合一之體，不益較然矣乎？
夫舜之不告而娶，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，故舜得以考之何典，問諸何人，而爲此邪？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權輕重之宜，不得已而爲此邪？武之不葬而興師，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，故武得以考之何典，問諸何人，而爲此邪？抑示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權輕重之宜，不得已而爲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，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，乃不孝、不忠之大者。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，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，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，執之以爲制事之本，以求臨事之無失，其亦遠矣。其餘數端，皆可類推，則古人致知之學，從可知矣。
翻译
來信說：“道的基本含義容易明白，正如你所說的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婦可與及者’。至於那些細節、條目的隨時變化則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必得通過學習而後才能掌握。你現在就溫？定省談論孝道，誰能不知曉呢？至於舜未向父稟報而娶妻，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紂，曾子養志而曾無養口，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，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，爲親人守喪三年等等事情，在正常與變化之間、過分與不足之間，必須要討論一個是非準則，作爲解決事情的依據，然後人的心體才能不被矇蔽，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錯。”
聖道的主要含義容易明白，這話說得對。環顧後世學者，皆是忽視其易於明白而不用，反而追求那些難以理解的東西作爲學問，這就是孟子所說的“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”。孟子說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在擁有良知良能上，愚夫愚婦和聖人是相同的；但是隻有聖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婦則不能，這就是聖人和普通人的區別。細節、條目的隨時變化，聖人難道會不知道？只是不專門把這當做學問罷了。聖人所謂的學問，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確體察心中的天理，因而才成爲其區別於後世學者的關鍵所在。你還沒有去致良知，而在那裏慌張地擔心這些小問題，這正是遠離了易於明白的而趨於難於明白的毛病。
良知良能與細節條目隨時變化的關係，就像規矩尺度對於方圓長短一樣。細節、條目隨時間變化是不可事先預測的，就像方圓長短的變化是無窮無盡的。因此，規矩定了，方圓與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方圓也就不可勝用；尺度定了，長短與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長短也就不可勝用；良知確實達到了，那麼細節、條目隨時間的變化也就暴露無遺，天下不斷變化的細節、條目就都能應付了。差之毫釐就會謬之千里，不在自己內心良知的變化間去省察差別，那你的所學將何以致用呢？因此，不用規矩去測量而隨意說這是方那是圓，不用尺度去丈量而隨便說這個長那個短，我覺得破綻百出，只會一天天徒勞而無所收穫。
你說“語孝於溫？定省，孰不知之”，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還是很少的。如果說粗略地知曉溫？定省的禮節，就能致孝順的良知，那麼凡是知曉作爲君主應當實行仁政的人，就都能致仁義的良知；凡是知曉作爲臣下應當忠誠君主的人，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，那天下誰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？可見，“致知”的關鍵在於“行”，“不踐行”就不能說是“致知”，這是最明白不過的。知行合一的概念，不就更加明白了嗎？
至於舜之不告而娶，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準則可作爲參考，虞舜又是翻閱了什麼典章，請教了什麼人，才這麼做的？他不過是根據自己內心的良知，權衡輕重緩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爲之罷了！武王之不葬而興師，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爲準則，姬發又是翻閱了什麼典章，請教了什麼人，才這麼做的？他也不過是根據自己內心的良知，權衡輕重緩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爲之罷了！假使虞舜在心裏不是真怕沒有後代，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於水火之中，那麼他們不告訴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親就興師伐紂，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。後世的人不孜孜以求於致其良知，不在處理事情時精心體察天理，卻在酬酢之間憑空討論此等應變處常的事，幻想以此作爲臨事機變的準則，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沒有過失，這也太離譜了。其餘幾件事都可以以此類推，那麼《大學》關於致知的本意，從此就可以明白了。
释义/赏析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“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”
《孟子·萬章上》第二章：“萬章問曰：‘詩云：“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”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’孟子曰：‘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。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’”
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：“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，號爲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、叔齊叩馬而諫曰：‘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弒君，可謂仁乎？’”
《孟子·離婁上》第十九章：“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‘有’。曾皙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不請所與。問有餘，曰：‘亡矣。’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曾子，則可謂養志也。事親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《孔子家語》：“子曰：‘汝不聞乎？昔瞽叟有子曰舜。舜之事瞽叟，欲使之，未嘗不在側。索而殺之，未嘗可得。小棰則待過，大杖則逃走。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，而舜不失■■之孝。今參事父，委身以待暴怒，殪而不避。既生死而陷父於不義，其不孝孰大焉？”
《孟子·離婁上》第十一章：“孟子曰：‘道在爾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之難。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而天下平。’”
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二章：“夫道，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