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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夷论

国学诗词雏鹰计划:阅读此篇名篇《伯夷论》 来自:《作品》

王安石

王安石,字介甫,号半山,谥文,封荆国公。世人又称王荆公。北宋抚州临川人(今临川区邓家巷人),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学者、诗人、文学家、改革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北宋丞相、新党领袖。欧阳修称赞王安石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,后来谁与子争先。”传世文集有《王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等。其诗文各体兼擅,词虽不多,但亦擅长,且有名作《桂枝香》等。
原文

事有出于千世之前,圣贤辩之甚详而明,然后世不深考之,因以偏见独识,遂以为说,既失其本,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,盖有之矣,伯夷是已。 夫伯夷,古之论有孔子、孟子焉,以孔、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,是愈益可信也。孔子曰:「不念旧恶,求仁而得仁,饿于首阳之下,逸民也。」孟子曰:「伯夷非其君不事,不立恶人之朝,避纣居北海之滨,目不视恶色,不事不肖,百世之师也。」故孔、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,不念以怨,不忍事之,以求其仁,饿而避,不自降辱,以待天下之清,而号为圣人耳。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,伯夷叩马而谏,天下宗周而耻之,义不食周粟,而为《采薇之歌》,韩子因之,亦为之颂,以为微二子,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,是大不然也。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,天下孰不病纣?而尤者,伯夷也。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,则欲往归焉。当是之时,欲夷纣者,二人之心岂有异邪?及武王一奋,太公相之,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,伯夷乃不与,何哉?盖二老,所谓天下之大老,行年八十馀,而春秋固已高矣。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,计亦数千里之远,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,岁亦不下十数,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,乃死于北海邪?抑来而死于道路邪?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?如是而言伯夷,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,太公相而成之,而独以为非,岂伯夷乎?天下之道二,仁与不仁也。纣之为君,不仁也;武王之为君,仁也。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,以待仁而后出。武王之仁焉,又不事之,则伯夷何处乎?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,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。呜呼,使伯夷之不死,以及武王之时,其烈岂减太公哉!

翻译
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代之前,古圣先贤们虽然已经把它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可是后世不去深入的考察探究,仅凭借自己个人的偏见和小小的见识,就提出某种说法,导致失去事情的本来面貌,而学士大夫们就信守这种说法而不改变,这是有的啊,伯夷的事情就是这样。 伯夷,古代论述他的有孔子和孟子。凭孔孟二人的值得信赖而又反复论说,他们的说法就更可信了。孔子说:「不念旧怨,求仁而得仁,饿死在首阳山下,是德高而隐逸的人。」孟子说:「伯夷,不是他心目中的君王他就不侍奉,不立身在恶人的朝廷,躲避商纣王隐居在渤海边上,眼睛不看丑陋的颜色,不侍奉没有才德的人,是百世的楷模。」所以,孔子孟子都认为他赶上了残暴的纣王,不记旧怨,又不忍屈心侍奉,来求得他的仁义,甘心受饿,退避隐居,不肯自己降低自己去受污辱,等待天下政治清明,从而有了圣人的称号。然而,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,伯夷敲着马进谏,天下归周后,伯夷感到耻辱,坚持道义不吃周的粮食,而做《采薇》这首歌。韩愈根据这个说法,也为他写了篇《伯夷颂》,认为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,乱臣贼子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于后世。这是非常不正确的。 商朝衰落,纣王因不仁残害天下人,天下人谁不怨恨纣王呢?而最怨恨的,是伯夷了。伯夷与姜太公曾经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,就打算归附他。在这个时候,想要消灭商纣的心情,他们二人会有什么不同吗?等到武王起事,姜太公辅佐他,于是就把黎民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,这时伯夷却没参与这是为什么呢?原来伯夷、吕尚都是当时德重年高的人,八十多岁了,年事已高。从海边赶到文王的邦都,算起来也有几千里远,从文王兴起,到武王时代,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,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侯愿望没等实现,就死在渤海边了吗?或许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?也许到了文王的邦都却没有等到武王的时代就死了吗?根据这种分析推论,也不会有像司马迁所说的伯夷「叩马而谏」这种说法成立的道理。 况且武王向天下人倡导大义,在太公辅佐下终于完成,可唯独他不认为是正义的,难道这个人会是伯夷吗?天下的政道有两种,仁义的和不仁义的。商纣为王,不仁义;武王为王,仁义。伯夷坚持不侍奉不仁义的商纣而等待仁义的君王,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,又不侍奉他,那么伯夷是想把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呢?所以我说:古圣先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可是后世人持有偏见靠自己的见识把事情搞得失去本来面目。唉,假使伯夷不死,赶上武王的时代,建功立业的又哪会仅仅是姜太公呢!
释义/赏析
太公:即太公望,姓姜,名尚,字子牙。 西伯:西伯侯姬昌。 元元:百姓、平民。
繁体原文
事有出於千世之前,聖賢辯之甚詳而明,然後世不深考之,因以偏見獨識,遂以爲説,旣失其本,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,蓋有之矣,伯夷是已。 夫伯夷,古之論有孔子、孟子焉,以孔、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,是愈益可信也。孔子曰:「不念舊惡,求仁而得仁,餓於首陽之下,逸民也。」孟子曰:「伯夷非其君不事,不立惡人之朝,避紂居北海之濱,目不視惡色,不事不肖,百世之師也。」故孔、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,不念以怨,不忍事之,以求其仁,餓而避,不自降辱,以待天下之清,而號爲聖人耳。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,伯夷叩馬而諫,天下宗周而恥之,義不食周粟,而爲《采薇之歌》,韓子因之,亦爲之頌,以爲微二子,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,是大不然也。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,天下孰不病紂?而尤者,伯夷也。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,則欲往歸焉。當是之時,欲夷紂者,二人之心豈有異邪?及武王一奮,太公相之,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,伯夷乃不與,何哉?蓋二老,所謂天下之大老,行年八十餘,而春秋固已高矣。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,計亦數千里之遠,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,歲亦不下十數,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,乃死於北海邪?抑來而死於道路邪?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?如是而言伯夷,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,太公相而成之,而獨以爲非,豈伯夷乎?天下之道二,仁與不仁也。紂之爲君,不仁也;武王之爲君,仁也。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,以待仁而後出。武王之仁焉,又不事之,則伯夷何處乎?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,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。嗚呼,使伯夷之不死,以及武王之時,其烈豈減太公哉!
翻译
有些事情發生在千百代之前,古聖先賢們雖然已經把它們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可是後世不去深入的考察探究,僅憑藉自己個人的偏見和小小的見識,就提出某種説法,導致失去事情的本來面貌,而學士大夫們就信守這種説法而不改變,這是有的啊,伯夷的事情就是這樣。 伯夷,古代論述他的有孔子和孟子。憑孔孟二人的値得信賴而又反復論説,他們的説法就更可信了。孔子説:「不念舊怨,求仁而得仁,餓死在首陽山下,是德高而隱逸的人。」孟子説:「伯夷,不是他心目中的君王他就不侍奉,不立身在惡人的朝廷,躲避商紂王隱居在渤海邊上,眼睛不看醜陋的顔色,不侍奉沒有才德的人,是百世的楷模。」所以,孔子孟子都認爲他赶上了殘暴的紂王,不記舊怨,又不忍屈心侍奉,來求得他的仁義,甘心受餓,退避隱居,不肯自己降低自己去受污辱,等待天下政治清明,從而有了聖人的稱號。然而,司馬遷卻認爲武王伐紂時,伯夷敲著馬進諫,天下歸周後,伯夷感到恥辱,堅持道義不喫周的糧食,而做《采薇》這首歌。韓愈根據這箇説法,也爲他寫了篇《伯夷頌》,認爲沒有伯夷叔齊這兩個人,亂臣賊子會接連不斷地出現於後世。這是非常不正确的。 商朝衰落,紂王因不仁殘害天下人,天下人誰不怨恨紂王呢?而最怨恨的,是伯夷了。伯夷與姜太公曾經聽説西伯侯善於奉養老人,就打算歸附他。在這箇時候,想要消滅商紂的心情,他們二人會有什麽不同嗎?等到武王起事,姜太公輔佐他,於是就把黎民百姓從水火中拯救出來,這時伯夷卻沒參與這是爲什麽呢?原來伯夷、呂尙都是當時德重年高的人,八十多歲了,年事已高。從海邊赶到文王的邦都,算起來也有幾千里遠,從文王興起,到武王時代,也要有幾十年的時間,難道伯夷想歸附西伯侯願望沒等實現,就死在渤海邊了嗎?或許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?也許到了文王的邦都卻沒有等到武王的時代就死了嗎?根據這種分析推論,也不會有像司馬遷所説的伯夷「叩馬而諫」這種説法成立的道理。 況且武王嚮天下人倡導大義,在太公輔佐下終於完成,可唯獨他不認爲是正義的,難道這箇人會是伯夷嗎?天下的政道有兩種,仁義的和不仁義的。商紂爲王,不仁義;武王爲王,仁義。伯夷堅持不侍奉不仁義的商紂而等待仁義的君王,後來出現了仁義的武王,又不侍奉他,那麽伯夷是想把自己處於何種境地呢?所以我説:古聖先賢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可是後世人持有偏見靠自己的見識把事情搞得失去本來面目。唉,假使伯夷不死,赶上武王的時代,建功立業的又哪會僅僅是姜太公呢!
释义/赏析
太公:即太公望,姓姜,名尙,字子牙。 西伯:西伯侯姬昌。 元元:百姓、平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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