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浙江馀姚人，初名云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，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，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，忤刘瑾，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，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，累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镇压大帽山、浰头、横水等处山寨凡八十四处民变，设崇义、和平两县。十四年，平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世宗时封新建伯。嘉靖六年总督两广兼巡抚，镇压断藤峡瑶民八寨。先后用兵，皆成功迅速。以病乞归，行至南安而卒。其学以致良知为主，谓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物。弟子极众，世称姚江学派。以曾筑室阳明洞中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文章博大昌达，初刻意为词章，后不复措意工拙，而行墨间自有俊爽之气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原文
来书云：“杨、墨之为仁义，乡愿之乱忠信，尧、舜、子之之禅让，汤、武、楚项之放伐，周公、莽、操之摄辅，谩无印证，又焉适从？且于古今事变，礼乐名物，未尝考识，使国家欲兴明堂，建辟雍，制历律，草封禅，又将何所致其用乎？故《论语》曰‘生而知之’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，此则可谓定论矣。”
所喻杨、墨、乡愿、尧、舜、子之、汤、武、楚项、周公、莽、操之辨，与前舜、武之论，大略可以类推。古今事变之疑，前于良知之说，已有规矩尺度之喻，当亦无俟多赘矣。至于明堂、辟雍诸事，似尚未容于无言者。然其说甚长，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，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。
夫明堂、辟雍之制，始见于吕氏之《月令》，汉儒之训疏。《六经》
《四书》之中，未尝详及也。岂吕氏、汉儒之知，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？齐宣之时，明堂尚有未毁，则幽、历之世，周之明堂皆无恙也。尧、舜茅茨土阶，明堂之制未必备，而不害其为治；幽、历之明堂，固犹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旧，而无救于其乱。何邪？岂能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而行不忍人之政”，则虽茅茨土阶，固亦明堂也；以幽、历之心，而行幽、历之政，则虽明堂，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？武帝肇讲于汉，而武后盛用于唐，其治乱何如邪？
天子之学曰辟雍，诸侯之学曰泮宫，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。然三代之学，其要皆所以明人伦，非以辟不辟、泮不泮为重轻也。孔子云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制礼作乐，必具中和之德，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然后可以语此。若夫器数之末，乐工之事，祝史之守，故曾子曰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也。”尧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其重在于“敬授人时”也。舜在璇玑玉衡，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。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，治历明时之本，固在于此也。
羲和历数之学，皋、契未必能之也，禹、稷未必能之也。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虽尧、舜亦未必能之也。然至于今，循义和之法而世修之，虽曲知小慧之人、星术浅陋之士，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，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，反贤于禹、稷、尧、舜者邪？
“封禅”之说尤为不经，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，倡为夸侈，以荡君心而靡国费。盖欺天罔人，无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不道，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。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，殆亦未之思邪？
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，以其生而知之也。而释《论语》者曰：“‘生而知之’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、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”夫礼乐、名物之类，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，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，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“生知”矣。谓圣人为“生知”者，专指义理而言，而不以礼乐、名物之类，则是礼乐、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。圣人之所以谓之‘生知’者，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，则是“学而知之”者，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。“困而知之”者，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。今学者之学圣人，于圣人之所能知者，未能“学而知之”，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，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，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。
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，则天下之学圣人者，将日繁日难，斯人沦于禽兽、夷狄，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。
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，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，雾释于前而云蟬于后，呶呶焉危困以死，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。夫圣人之心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其视天下之人，无外内远近，凡有血气，皆其昆弟赤子之亲，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，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。
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，特其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视其父、子、兄、弟如仇雠者。圣人有忧之，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其教之大端，则尧、舜、禹之相授受，所谓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；而其节目，则舜之命契，所谓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五者而已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教者惟以此为教，而学者惟以此为学。当是之时，人无异见，家无异习，安此者谓之圣，勉此者谓之贤，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，亦谓之不肖。下至闾井、田野，农、工、商、贾之贱，莫不皆有是学，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。何者？无有闻见之杂，记诵之烦，辞章之靡滥，功利之驰逐，而但使孝其亲，弟其长，信其朋友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是盖性分之所固有，而非有假于外者，则人亦孰不能之乎？
学校之中，惟以成德为事。而才能之异，或有长于礼乐、长于政教、长于水土播植者，则就其成德，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。迨夫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。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视才之称否，而不以崇卑为轻重，劳逸为美恶。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苟当其能，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，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熙熙皞皞，皆相视如一家之亲。其才质之下者，则安其农、工、商、贾之分，各勤其业，以相生相养，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。
其才能之异，若皋、夔、稷、契者，则出而各效其能。若一家之务，或营其衣食，或通其有无，或备其器用，集谋并力，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，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。故稷勤其稼，而不耻其不知教，视契之善教，即己之善教也；夔司其乐，而不耻于明礼，视夷之通礼，即己之通礼也。盖其心学纯明，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，故其精神流贯，志气通达，而无有乎人己之分、物我之间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行，以济一身之用。目不耻其无聪，而耳之所涉，目必营焉；足不耻其无执，而手之所探，足必前焉。盖其元气充周，血脉条畅，是以痒疴呼吸，感触神应，有不言而喻之妙。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，易知易从，学易能而才易成者，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，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。
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昌；孔孟既没，圣学晦而邪说横。教者不复以此为教，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。霸者之徒，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已之欲，天下靡然而宗之，圣人之道遂以芜塞。相仿相效，日求所以富强之说、倾诈之谋、攻伐之计，一切欺天罔人，苟一时之得，以猎取声利之术，若管、商、苏、张之属者，至不可名数。
既其久也，斗争劫夺，不胜其祸，斯人沦于禽兽、夷狄，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。世之儒者慨然悲伤，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，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，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以先王之道。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于习染，其所以讲明修饰，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，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，而圣学之门墙，遂不复可睹。于是乎有训诂之学，而传之以为名；有记诵之学，而言之以为博；有词章之学，而侈之以为丽。若是者，纷纷籍籍，群起角立于天下，又不知其几家，万径千蹊，莫知所适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，戏谑跳踉，聘奇斗巧，献笑争妍者，四面而竞出，前瞻后盼，应接不遑，而耳目眩瞀，精神恍惑，日夜遨游淹息其间，如病狂丧心之人，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。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，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，莫自知其所谓。间有觉其空疏谬妄，支离牵滞，而卓然自奋，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，极其所抵，亦不过为富强功利、五霸之事业而止。圣人之学日远日晦，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。其间虽尝瞽惑于佛、老，而佛、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；虽又尝折衷于群儒，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。
盖至于今，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，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。相矜以知，相轧以势，相争以利，相高以技能，相取以声誉。其出而仕也，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，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，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，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。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，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；记诵之广，适以长其敖也；知识之多，适以行其恶也；闻见之博，适以肆其辩也；辞章之富，适以饰其伪也。是以皋、夔、稷、契所不能兼之事，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，究其术。其称名僭号，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，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，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。
呜呼！以若是之积染，以若是之心志，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，宜其闻吾圣人之教，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，则其以良知为未足，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，亦其势有所必至矣！呜呼！士生斯世，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！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！士生斯世，而欲以为学者，不亦劳苦而繁难乎！不亦拘滞而险艰乎！呜呼！可悲也已！
所幸天理之在人心，终有所不可泯，而良知之明，万古一日，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，必有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愤然而起。沛然若决江河，而有所不可御者矣。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，吾谁与望乎？
翻译
信中说：“杨朱、墨子的义与仁，乡愿的忠信，尧、舜、子之的禅让，商汤、周武王、项羽的流放与杀伐，周公、王莽、曹操的摄政，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，又该听谁的呢？更何况对于古今事变、礼乐名物不曾考察识别，假使国家要造明堂、立学校、定历法乐律、行封禅大典，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？所以《论语集注》中说‘生而知之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’，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定论了。”
你信中提到的杨朱、墨翟、乡愿、唐尧、虞舜、子之、商汤、周武、项羽、姬旦、王莽、曹操之间的分别，与之前所说的“舜不告而娶”“武王不葬而伐”的论说，大致是类似的。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，前面在说良知时，已经用规矩尺度做过比喻，此处不再重述。至于建造明堂、设立学校等事，不能不说。可这话说起来就太长了，暂且就你信中提到的来谈一下吧，你的疑惑就会少些了。
明堂、学校的规制，始见于《吕氏春秋·月令》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。《六经》《四书》之中都没有详细记载。难道吕不韦、汉儒们的学问都要高于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们吗？齐宣王的时候，周天子的明堂还没有被损毁，这说明就算是幽王、厉王的时代，周的明堂应该都安然无恙。尧舜的时候，大家用茅草盖房屋、垒土作台阶，周堂制度未必完善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好地治理天下；幽王、厉王在位的时候，是沿袭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时的明堂，却也没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乱。什么道理呢？这不正是表明：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，那么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，也可以作为明堂；而以幽厉的心性，行幽厉般的专政，就算是有明堂，那明堂也是个施暴政的地方。汉武帝曾经与臣子们谈论过立明堂的事，武则天曾大修建明堂，他们的治乱情形如何呀？
天子所设的学校叫辟雍，诸侯所设的学校叫做泮宫，都是因为周边的地形而起的名字。但是，夏商周三代的学问，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，至于是否类似壁环，是否建在泮水边，都无足轻重。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制礼作乐的人，肯定是要具备中和的德行，只有以声为音律，以身为尺度的人，才有资格出来制订礼乐。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，则是乐工和庙祝太史的职责，所以曾子说：“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，至于具体的祭祀礼仪，则由专人负责。”尧“命令羲氏和和氏遵从天道，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时”。舜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安排好七种政事”。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。制订历法，掌握时令的根本，正是在于此。
羲和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学问，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，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。根据《孟子》中“虽尧舜未必能之也”的说法，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做到。可是至今，遵循羲和的方法再进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，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，观星术浅陋的人，也能够正确地推算历法、占卜天象，那么，难道后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、后稷、唐尧、虞舜更贤明能干吗？
“封禅”的做法尤其荒诞不经，是后世的奸佞之人溜须拍马以求皇帝宠幸，夸大其词，蛊惑君心，靡费国帑。可以称得上祸国殃民，是最大的无耻，这不是君子所该干的事儿，这就是司马相如被天下耻笑的原因。你竟然以为这是儒学后生该学习的内容，恐怕是没有认真思考吧？
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。而朱熹注《论语》时说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”如果像他说的那样，礼乐名物之类确实是成圣功夫，圣人必须学习过后才能知晓，那么圣人就不能称为“生而知之”了。说圣人“生而知之”是专指义理而言的，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，那么礼乐名物之类是无关做圣的功夫。之所以说圣人“生而知之”是专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之类，则是因为它们属于“学而知之”的范畴，也就是所谓的学而后知义理。至于“困而知之”也是疑惑之后通晓义理而已。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，对于圣人所知的，他们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，却反过来念念不忘地去探求圣人所不知晓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难道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？以上都是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释，并非拔本塞源之论。
拔本塞源之论如果不能倡明于天下，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，将会感到越来越烦琐艰难，其人即便堕入禽兽、夷狄的人伦纲常，却还以为自己学的是圣人的学说。
我的学说虽然可能通明于一时，但终归似数九寒天的坚冰一样，西边刚消融可东边却又给冻实了，也终究像深秋的浓雾一般，前面的雾刚散开后面的云又涌了上来，我就是不顾艰难险阻喋喋不休地进行宣传，困惑致死，也丝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。圣人的心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在他的眼里，人无分内外远近，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、黎庶子民，均欲教养他们，以成全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意念。
普天下的所有人心，其出生之时与圣人本来并没有什么差异，只是因为后来有了自我的私欲，被物欲所蒙蔽，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私的小心，通达的心被堵塞了，人人各怀心事，甚至于还有那种视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。圣人对此十分担忧，这才推广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来教育天下人，其目的就是务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欲、掀去前尘，归复人心本体的自然之性。圣人教化的主要内容，就是尧舜禹相沿袭的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；而它的具体内容，就是舜让契教化天下的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这五点。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时代，老师教的就是这些，而学生也仅仅学这些。当时，人人没有不同意见，家家没有不同习惯，能自然遵循这些内容的就是圣人，能通过勉励自己得以实践的就是贤人，而背离这些的人即使聪明如丹朱，也被称做不肖之徒。下至穷街陋巷、田间地头、农、工、商、贾，也都要学习这些，把成就其德行当做第一要事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学习风气呢？不过是既没有杂乱的见闻，也没有死记硬背的繁难，也没有繁文缛节的泛滥，更没有功利之心的诱惑，只是孝敬父母，尊敬兄长，信任朋友，来恢复人心本体所固有的本性良知。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，不着外务驰求，那么哪个人不能做到呢？
学校里所做的事，只是为了成就德行。人的才能各异，有的擅长礼乐，有的擅长政治教化，有的擅长水利、肥土、种植，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，也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。根据他们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们终身担任某一职务不变。用人者都仅知道同心同德，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称职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轻重，不以职业分贵贱。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，齐心协力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若自己的才能适宜，那么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觉得自己辛苦，安心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。那时候，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，亲如一家。个人才智不高的，就安于农、工、商、贸的职业本分，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互相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品，相互间不攀比不嫉妒。
而那些才智出众的，譬如皋陶、夔、后稷和契，则出来做官以发挥他们的才能。国事宛如家事，有的经营衣食，有的互通有无，有的制造器物，大家团结合作、齐心协力，纷纷献计献策，以实现赡养父母，养育子女的愿望，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，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。所以，稷勤勉地种庄稼，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，把契的善于教化当做自己的善于教化；夔主掌音乐，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，他视伯夷的通晓礼仪为自己通晓礼仪。这都是由于他们心术纯正、充溢天理，才能成就“以天下万物为一体”的仁政，因此，他们的胸怀宽广、志气通达，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。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，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行，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。眼睛不怕自己听不到，而耳朵听到什么，眼睛自然会跟过去看；足不怕自己拿不起东西，而手一伸过去，足肯定自动趋前。这是因为人体元气充沛循环，血脉畅通，所以痒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应，有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奇妙。而圣人之学所以非常简单，好懂易学，容易实践的原因，正是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只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，至于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是这里要讨论的。
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，王道衰而霸术兴；孔孟逝而圣学隐，圣学隐而邪说横。当时，教师不再教圣学，学生也不再学圣学。讲授霸术的人，盗用与先王相近似的东西，假借外在的技能来掩盖，以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，致天下读书人昏昏然拜服其门下，圣人之道于是就荒芜阻塞了。世人相互仿效，天天探求富国强兵的学说、倾轧诡诈的计谋、攻打讨伐的策略，这一切都不过是欺天罔人，以求逞一时之效，以获取声名利益为目的的霸术家，像管仲、商鞅、苏秦、张仪这样的人，当时多得不计其数。
霸术盛行日久，导致互相斗争抢夺，祸害无穷，这些人沦落为夷狄禽兽，而霸道权术也没法再推行下去了。当时的儒家学者，愤慨悲伤之余，搜罗前代圣王的典章制度，拾遗补缺于战火灰烬之中，他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挽回先王的圣道。然而圣学已经失传太久了，而霸术的流播已经积淀太深，就算是当世的贤人也不免受到习气的感染，他们希望讲明修饰，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，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术的影响力，而圣学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到了。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的训诂学，传播讲授为了虚名；于是产生了记诵学，所记言论让人觉得自己博学；于是产生了词章学，以华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靓丽。像这样的人纷纷扰扰，群起纷争，世上不知有多少家，旁门左道，万千门派，让人们无所适从。当时的学者，就像杂耍艺人，戏谑跳踉，骋奇斗巧，献媚取悦的人从四面八方竞相涌出，令人瞻前顾后，应接不暇，以至于耳聋眼花，精神恍惚，入夜遨游沉溺其中，就像丧心病狂的人，却不知道自家学术到底皈依何处。当时的君王也都昏聩颠倒于这类学问中，终生沉湎于空洞的虚文，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有时，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、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，欲有所作为，也不过是些国家富强、争名夺利的霸术罢了。圣人的学问，越来越晦暗，功利的习气，越来越严重。这期间有人曾经被佛道的学说所迷惑，然而佛道的学说却也没能使他的学说脱离功利性；还有人尝试着折中儒学各家的见解，但群儒的学说终究也阻止不了人们对功利的追逐。
直到今天，功利心的流毒已经积习成性，有数千年之久。以学问知识作为自大的资本，以强权势力作为相互倾轧的工具，以物质利益作为相互争夺的标的，以技能大小标榜自己的高明，以声誉高低作为结党的准则。那些做官的，管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，管礼乐的还想占据吏部要职，在郡县上做官的，又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、财政和司法的大官，位居御史台和谏议大夫，却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。不能做那样的事，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，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，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；实际上，记诵广正好助长了他们傲慢的气焰；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得以行恶；见闻广博正好利于他们狡辩；文采华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。皋、夔、稷、契都不敢说自己能兼任的事，现今的初学后生却敢琢磨通晓其理论、研究其方法。其表面宣称“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业”，实则内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不这样就不方便中饱私囊。
唉！以这样的积习，以这样的心态，又讲求这样的学术，当他们听到圣人的教化时，自然视为累赘迂腐之说，那么他们把良知视为不是，把圣人的学说当做无用的东西，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！唉！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，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？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？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，想以学为志，不也是太劳累，太拘泥、太艰难了吗？唉，可悲呀！
所幸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，终归是不能泯灭的，良知的光明，万古如一日，那么听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论，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愤然而起。激昂之状一如决堤的江河一样不可阻挡。若非豪杰之士，无所畏惧愤然而起的人，我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？
释义/赏析
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二十六章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。”
《孟子·尽心下》第三十七章：“万章曰：‘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’曰：‘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；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；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；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贼也。’”
子之，战国时燕王哙相国，哙让国于子之，燕国大乱。见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。
项羽初起兵时尊楚怀王之孙为主，号义帝，后又放逐义帝并袭杀之。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王莽，初为汉哀帝、平帝时权臣，后代汉自立，改国号为新，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；曹操，汉献帝时权相，其子曹丕代汉自立，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明堂，古时施政行礼之地；辟雍，古时学校；封禅，古时帝王祭天地，刻石纪功。
朱熹《论语章句集注·述而》：“孔子以生知之圣，每云好学者，非惟勉人也，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，若夫礼乐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。”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九章：“齐宣王问曰：‘人皆谓我毁明堂。毁诸？已乎？’孟子对曰：‘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’”
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第六章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”
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大学在郊。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辟雍，如雍水环绕如璧；泮宫，学官在泮池之旁，“泮”即“半”，南通水而北无水。
《论语·八佾》第三章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出自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“禹为人敏给克勤；其德不违，其仁可亲，其言可信；声为律，身为度，称以出；？ ？穆穆，为纲为纪。”
《论语·泰伯》第四章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”
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”七政，日月金木水火土之运行。
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四十六章：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缌小功之察；放饭流陃，而问无齿决，是之谓不知务。”
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：“我在伯父，犹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民人之有谋主也。伯父若裂冠毁冕，拔本塞原，专弃谋主，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四章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
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放齐曰：‘胤子朱启明。’帝曰：‘吁！嚣讼可乎？’”故孟子曰：“丹朱之不肖。”
铨轴，选官之职；藩臬，行政之职；台谏，谏言纠察之职；宰执，宰辅一国之职。
繁体原文
來書雲：“楊、墨之爲仁義，鄉愿之亂忠信，堯、舜、子之之禪讓，湯、武、楚項之放伐，周公、莽、操之攝輔，謾無印證，又焉適從？且於古今事變，禮樂名物，未嘗考識，使國家欲興明堂，建辟雍，制歷律，草封禪，又將何所致其用乎？故《論語》曰‘生而知之’者，義理耳。若夫禮樂名物、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，此則可謂定論矣。”
所喻楊、墨、鄉愿、堯、舜、子之、湯、武、楚項、周公、莽、操之辨，與前舜、武之論，大略可以類推。古今事變之疑，前於良知之說，已有規矩尺度之喻，當亦無俟多贅矣。至於明堂、辟雍諸事，似尚未容於無言者。然其說甚長，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，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。
夫明堂、辟雍之制，始見於呂氏之《月令》，漢儒之訓疏。《六經》
《四書》之中，未嘗詳及也。豈呂氏、漢儒之知，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？齊宣之時，明堂尚有未毀，則幽、歷之世，周之明堂皆無恙也。堯、舜茅茨土階，明堂之制未必備，而不害其爲治；幽、歷之明堂，固猶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舊，而無救於其亂。何邪？豈能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而行不忍人之政”，則雖茅茨土階，固亦明堂也；以幽、歷之心，而行幽、歷之政，則雖明堂，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？武帝肇講於漢，而武后盛用於唐，其治亂何如邪？
天子之學曰辟雍，諸侯之學曰泮宮，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。然三代之學，其要皆所以明人倫，非以闢不闢、泮不泮爲重輕也。孔子云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”制禮作樂，必具中和之德，聲爲律而身爲度者，然後可以語此。若夫器數之末，樂工之事，祝史之守，故曾子曰：“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也。”堯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其重在於“敬授人時”也。舜在璇璣玉衡，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。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，治歷明時之本，固在於此也。
羲和歷數之學，皋、契未必能之也，禹、稷未必能之也。堯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雖堯、舜亦未必能之也。然至於今，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，雖曲知小慧之人、星術淺陋之士，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，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，反賢於禹、稷、堯、舜者邪？
“封禪”之說尤爲不經，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，倡爲誇侈，以蕩君心而靡國費。蓋欺天罔人，無恥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不道，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。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，殆亦未之思邪？
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，以其生而知之也。而釋《論語》者曰：“‘生而知之’者，義理耳。若夫禮樂、名物、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。”夫禮樂、名物之類，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，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，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“生知”矣。謂聖人爲“生知”者，專指義理而言，而不以禮樂、名物之類，則是禮樂、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。聖人之所以謂之‘生知’者，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，則是“學而知之”者，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。“困而知之”者，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。今學者之學聖人，於聖人之所能知者，未能“學而知之”，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，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，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。
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，則天下之學聖人者，將日繁日難，斯人淪於禽獸、夷狄，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。
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，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，霧釋於前而云蟬於後，呶呶焉危困以死，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。夫聖人之心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其視天下之人，無外內遠近，凡有血氣，皆其昆弟赤子之親，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，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。
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，特其間於有我之私，隔於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視其父、子、兄、弟如仇讎者。聖人有憂之，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復其心體之同然。其教之大端，則堯、舜、禹之相授受，所謂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”；而其節目，則舜之命契，所謂“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五者而已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教者惟以此爲教，而學者惟以此爲學。當是之時，人無異見，家無異習，安此者謂之聖，勉此者謂之賢，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，亦謂之不肖。下至閭井、田野，農、工、商、賈之賤，莫不皆有是學，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。何者？無有聞見之雜，記誦之煩，辭章之靡濫，功利之馳逐，而但使孝其親，弟其長，信其朋友，以復其心體之同然。是蓋性分之所固有，而非有假於外者，則人亦孰不能之乎？
學校之中，惟以成德爲事。而才能之異，或有長於禮樂、長於政教、長於水土播植者，則就其成德，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。迨夫舉德而任，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。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視才之稱否，而不以崇卑爲輕重，勞逸爲美惡。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苟當其能，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，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。當是之時，天下之人熙熙皞皞，皆相視如一家之親。其才質之下者，則安其農、工、商、賈之分，各勤其業，以相生相養，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。
其才能之異，若皋、夔、稷、契者，則出而各效其能。若一家之務，或營其衣食，或通其有無，或備其器用，集謀併力，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，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。故稷勤其稼，而不恥其不知教，視契之善教，即己之善教也；夔司其樂，而不恥於明禮，視夷之通禮，即己之通禮也。蓋其心學純明，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，故其精神流貫，志氣通達，而無有乎人己之分、物我之間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視、耳聽、手持、足行，以濟一身之用。目不恥其無聰，而耳之所涉，目必營焉；足不恥其無執，而手之所探，足必前焉。蓋其元氣充周，血脈條暢，是以癢痾呼吸，感觸神應，有不言而喻之妙。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，易知易從，學易能而才易成者，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，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。
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術昌；孔孟既沒，聖學晦而邪說橫。教者不復以此爲教，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。霸者之徒，竊取先王之近似者，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慾，天下靡然而宗之，聖人之道遂以蕪塞。相仿相效，日求所以富強之說、傾詐之謀、攻伐之計，一切欺天罔人，苟一時之得，以獵取聲利之術，若管、商、蘇、張之屬者，至不可名數。
既其久也，鬥爭劫奪，不勝其禍，斯人淪於禽獸、夷狄，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。世之儒者慨然悲傷，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，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，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以先王之道。聖學既遠，霸術之傳積漬已深，雖在賢知，皆不免於習染，其所以講明修飾，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，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，而聖學之門牆，遂不復可睹。於是乎有訓詁之學，而傳之以爲名；有記誦之學，而言之以爲博；有詞章之學，而侈之以爲麗。若是者，紛紛籍籍，羣起角立於天下，又不知其幾家，萬徑千蹊，莫知所適。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，戲謔跳踉，聘奇鬥巧，獻笑爭妍者，四面而競出，前瞻後盼，應接不遑，而耳目眩瞀，精神恍惑，日夜遨遊淹息其間，如病狂喪心之人，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。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，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，莫自知其所謂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，支離牽滯，而卓然自奮，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，極其所抵，亦不過爲富強功利、五霸之事業而止。聖人之學日遠日晦，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。其間雖嘗瞽惑於佛、老，而佛、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；雖又嘗折衷於羣儒，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。
蓋至於今，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，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。相矜以知，相軋以勢，相爭以利，相高以技能，相取以聲譽。其出而仕也，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，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，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，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。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，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；記誦之廣，適以長其敖也；知識之多，適以行其惡也；聞見之博，適以肆其辯也；辭章之富，適以飾其僞也。是以皋、夔、稷、契所不能兼之事，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，究其術。其稱名僭號，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，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，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。
嗚呼！以若是之積染，以若是之心志，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，宜其聞吾聖人之教，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，則其以良知爲未足，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，亦其勢有所必至矣！嗚呼！士生斯世，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！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！士生斯世，而欲以爲學者，不亦勞苦而繁難乎！不亦拘滯而險艱乎！嗚呼！可悲也已！
所幸天理之在人心，終有所不可泯，而良知之明，萬古一日，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，必有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憤然而起。沛然若決江河，而有所不可御者矣。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，吾誰與望乎？
翻译
信中說：“楊朱、墨子的義與仁，鄉愿的忠信，堯、舜、子之的禪讓，商湯、周武王、項羽的流放與殺伐，周公、王莽、曹操的攝政，這些事煩瑣而無從考證，又該聽誰的呢？更何況對於古今事變、禮樂名物不曾考察識別，假使國家要造明堂、立學校、定曆法樂律、行封禪大典，又能發揮什麼作用呢？所以《論語集註》中說‘生而知之者，義理耳。若夫禮樂名物、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’，這句話可以稱得上是定論了。”
你信中提到的楊朱、墨翟、鄉愿、唐堯、虞舜、子之、商湯、周武、項羽、姬旦、王莽、曹操之間的分別，與之前所說的“舜不告而娶”“武王不葬而伐”的論說，大致是類似的。對於古今事變的疑問，前面在說良知時，已經用規矩尺度做過比喻，此處不再重述。至於建造明堂、設立學校等事，不能不說。可這話說起來就太長了，暫且就你信中提到的來談一下吧，你的疑惑就會少些了。
明堂、學校的規制，始見於《呂氏春秋·月令》和漢代學者鄭玄的註疏中。《六經》《四書》之中都沒有詳細記載。難道呂不韋、漢儒們的學問都要高於夏商周三代的聖賢們嗎？齊宣王的時候，周天子的明堂還沒有被損毀，這說明就算是幽王、厲王的時代，周的明堂應該都安然無恙。堯舜的時候，大家用茅草蓋房屋、壘土作臺階，周堂制度未必完善，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很好地治理天下；幽王、厲王在位的時候，是沿襲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時的明堂，卻也沒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亂。什麼道理呢？這不正是表明：用仁愛之心推行仁政，那麼即使是茅屋和土臺階，也可以作爲明堂；而以幽厲的心性，行幽厲般的專政，就算是有明堂，那明堂也是個施暴政的地方。漢武帝曾經與臣子們談論過立明堂的事，武則天曾大修建明堂，他們的治亂情形如何呀？
天子所設的學校叫辟雍，諸侯所設的學校叫做泮宮，都是因爲周邊的地形而起的名字。但是，夏商周三代的學問，其是以講明人倫爲核心，至於是否類似壁環，是否建在泮水邊，都無足輕重。孔子說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”制禮作樂的人，肯定是要具備中和的德行，只有以聲爲音律，以身爲尺度的人，纔有資格出來制訂禮樂。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，則是樂工和廟祝太史的職責，所以曾子說：“君子所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面，至於具體的祭祀禮儀，則由專人負責。”堯“命令羲氏和和氏遵從天道，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時”。舜“觀測北斗七星的運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安排好七種政事”。這些都是爭取儘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。制訂曆法，掌握時令的根本，正是在於此。
羲和在曆法和數學方面的學問，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，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。根據《孟子》中“雖堯舜未必能之也”的說法，即使堯舜也未必能做到。可是至今，遵循羲和的方法再進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積累，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，觀星術淺陋的人，也能夠正確地推算曆法、占卜天象，那麼，難道後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、后稷、唐堯、虞舜更賢明能幹嗎？
“封禪”的做法尤其荒誕不經，是後世的奸佞之人溜鬚拍馬以求皇帝寵幸，誇大其詞，蠱惑君心，靡費國帑。可以稱得上禍國殃民，是最大的無恥，這不是君子所該乾的事兒，這就是司馬相如被天下恥笑的原因。你竟然以爲這是儒學後生該學習的內容，恐怕是沒有認真思考吧？
聖人之所以成爲聖人，是因爲他們生而知之。而朱熹注《論語》時說：“生而知之者，義理耳。若夫禮樂名物、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。”如果像他說的那樣，禮樂名物之類確實是成聖功夫，聖人必須學習過後才能知曉，那麼聖人就不能稱爲“生而知之”了。說聖人“生而知之”是專指義理而言的，而不包括禮樂名物之類，那麼禮樂名物之類是無關做聖的功夫。之所以說聖人“生而知之”是專指義理而不是禮樂名物之類，則是因爲它們屬於“學而知之”的範疇，也就是所謂的學而後知義理。至於“困而知之”也是疑惑之後通曉義理而已。現在的學者學習聖人，對於聖人所知的，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，卻反過來念念不忘地去探求聖人所不知曉的東西作爲學問，這難道不是迷失了成爲聖人的方向嗎？以上都是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釋，並非拔本塞源之論。
拔本塞源之論如果不能倡明於天下，那麼天下學習聖人的人，將會感到越來越煩瑣艱難，其人即便墮入禽獸、夷狄的人倫綱常，卻還以爲自己學的是聖人的學說。
我的學說雖然可能通明於一時，但終歸似數九寒天的堅冰一樣，西邊剛消融可東邊卻又給凍實了，也終究像深秋的濃霧一般，前面的霧剛散開後面的雲又涌了上來，我就是不顧艱難險阻喋喋不休地進行宣傳，困惑致死，也絲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。聖人的心性與天地萬物爲一體，在他的眼裏，人無分內外遠近，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、黎庶子民，均欲教養他們，以成全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意念。
普天下的所有人心，其出生之時與聖人本來並沒有什麼差異，只是因爲後來有了自我的私慾，被物慾所矇蔽，爲公的大心變成了爲私的小心，通達的心被堵塞了，人人各懷心事，甚至於還有那種視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。聖人對此十分擔憂，這才推廣他的天地萬物爲一體的仁愛之心來教育天下人，其目的就是務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慾、掀去前塵，歸復人心本體的自然之性。聖人教化的主要內容，就是堯舜禹相沿襲的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”；而它的具體內容，就是舜讓契教化天下的“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這五點。堯、舜、夏、商、周時代，老師教的就是這些，而學生也僅僅學這些。當時，人人沒有不同意見，家家沒有不同習慣，能自然遵循這些內容的就是聖人，能通過勉勵自己得以實踐的就是賢人，而背離這些的人即使聰明如丹朱，也被稱做不肖之徒。下至窮街陋巷、田間地頭、農、工、商、賈，也都要學習這些，把成就其德行當做第一要事。爲什麼會是這樣的學習風氣呢？不過是既沒有雜亂的見聞，也沒有死記硬背的繁難，也沒有繁文縟節的泛濫，更沒有功利之心的誘惑，只是孝敬父母，尊敬兄長，信任朋友，來恢復人心本體所固有的本性良知。這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，不着外務馳求，那麼哪個人不能做到呢？
學校裏所做的事，只是爲了成就德行。人的才能各異，有的擅長禮樂，有的擅長政治教化，有的擅長水利、肥土、種植，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，也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。根據他們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們終身擔任某一職務不變。用人者都僅知道同心同德，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，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稱職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輕重，不以職業分貴賤。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，齊心協力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，若自己的才能適宜，那麼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覺得自己辛苦，安心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爲卑下。那時候，所有的人都高高興興，親如一家。個人才智不高的，就安於農、工、商、貿的職業本分，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，互相爲對方提供生活必需品，相互間不攀比不嫉妒。
而那些才智出衆的，譬如皋陶、夔、后稷和契，則出來做官以發揮他們的才能。國事宛如家事，有的經營衣食，有的互通有無，有的製造器物，大家團結合作、齊心協力，紛紛獻計獻策，以實現贍養父母，養育子女的願望，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，因而特別重視自己的職責。所以，稷勤勉地種莊稼，不因爲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，把契的善於教化當做自己的善於教化；夔主掌音樂，不因爲不懂禮而感到羞恥，他視伯夷的通曉禮儀爲自己通曉禮儀。這都是由於他們心術純正、充溢天理，才能成就“以天下萬物爲一體”的仁政，因此，他們的胸懷寬廣、志氣通達，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別。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，目視、耳聽、手持、足行，都是爲了滿足自身的需要。眼睛不怕自己聽不到，而耳朵聽到什麼，眼睛自然會跟過去看；足不怕自己拿不起東西，而手一伸過去，足肯定自動趨前。這是因爲人體元氣充沛循環，血脈暢通，所以癢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應，有言語所不能描繪的奇妙。而聖人之學所以非常簡單，好懂易學，容易實踐的原因，正是因爲它的中心思想只在於恢復人心本體所共有的良知，至於知識技能的學習不是這裏要討論的。
夏、商、週三代以後，王道衰而霸術興；孔孟逝而聖學隱，聖學隱而邪說橫。當時，教師不再教聖學，學生也不再學聖學。講授霸術的人，盜用與先王相近似的東西，假借外在的技能來掩蓋，以滿足自己內心的私慾，致天下讀書人昏昏然拜服其門下，聖人之道於是就荒蕪阻塞了。世人相互仿效，天天探求富國強兵的學說、傾軋詭詐的計謀、攻打討伐的策略，這一切都不過是欺天罔人，以求逞一時之效，以獲取聲名利益爲目的的霸術家，像管仲、商鞅、蘇秦、張儀這樣的人，當時多得不計其數。
霸術盛行日久，導致互相鬥爭搶奪，禍害無窮，這些人淪落爲夷狄禽獸，而霸道權術也沒法再推行下去了。當時的儒家學者，憤慨悲傷之餘，蒐羅前代聖王的典章制度，拾遺補缺於戰火灰燼之中，他們的目的也確實是爲了挽回先王的聖道。然而聖學已經失傳太久了，而霸術的流播已經積澱太深，就算是當世的賢人也不免受到習氣的感染，他們希望講明修飾，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，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術的影響力，而聖學的蹤跡卻再也尋不到了。於是產生了解釋古書的訓詁學，傳播講授爲了虛名；於是產生了記誦學，所記言論讓人覺得自己博學；於是產生了詞章學，以華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靚麗。像這樣的人紛紛擾擾，羣起紛爭，世上不知有多少家，旁門左道，萬千門派，讓人們無所適從。當時的學者，就像雜耍藝人，戲謔跳踉，騁奇鬥巧，獻媚取悅的人從四面八方競相涌出，令人瞻前顧後，應接不暇，以至於耳聾眼花，精神恍惚，入夜遨遊沉溺其中，就像喪心病狂的人，卻不知道自家學術到底皈依何處。當時的君王也都昏聵顛倒於這類學問中，終生沉湎於空洞的虛文，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。有時，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、零亂呆滯而卓然奮起，欲有所作爲，也不過是些國家富強、爭名奪利的霸術罷了。聖人的學問，越來越晦暗，功利的習氣，越來越嚴重。這期間有人曾經被佛道的學說所迷惑，然而佛道的學說卻也沒能使他的學說脫離功利性；還有人嘗試着折中儒學各家的見解，但羣儒的學說終究也阻止不了人們對功利的追逐。
直到今天，功利心的流毒已經積習成性，有數千年之久。以學問知識作爲自大的資本，以強權勢力作爲相互傾軋的工具，以物質利益作爲相互爭奪的標的，以技能大小標榜自己的高明，以聲譽高低作爲結黨的準則。那些做官的，管錢糧的還想兼管軍事和司法，管禮樂的還想佔據吏部要職，在郡縣上做官的，又想到省裏當主管人事、財政和司法的大官，位居御史臺和諫議大夫，卻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。不能做那樣的事，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，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，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；實際上，記誦廣正好助長了他們傲慢的氣焰；知識豐富正好使他們得以行惡；見聞廣博正好利於他們狡辯；文采華麗正好掩飾他們的虛僞。皋、夔、稷、契都不敢說自己能兼任的事，現今的初學後生卻敢琢磨通曉其理論、研究其方法。其表面宣稱“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業”，實則內心裏想的卻是如果不這樣就不方便中飽私囊。
唉！以這樣的積習，以這樣的心態，又講求這樣的學術，當他們聽到聖人的教化時，自然視爲累贅迂腐之說，那麼他們把良知視爲不是，把聖人的學說當做無用的東西，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！唉！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，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？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？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，想以學爲志，不也是太勞累，太拘泥、太艱難了嗎？唉，可悲呀！
所幸天理存在於人的內心，終歸是不能泯滅的，良知的光明，萬古如一日，那麼聽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論，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憤然而起。激昂之狀一如決堤的江河一樣不可阻擋。若非豪傑之士，無所畏懼憤然而起的人，我還能把希望寄託在誰身上呢？
释义/赏析
《孟子·盡心上》第二十六章：“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爲之。”
《孟子·盡心下》第三十七章：“萬章曰：‘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’曰：‘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；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；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；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’”
子之，戰國時燕王噲相國，噲讓國於子之，燕國大亂。見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》。
項羽初起兵時尊楚懷王之孫爲主，號義帝，後又放逐義帝並襲殺之。見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。
王莽，初爲漢哀帝、平帝時權臣，後代漢自立，改國號爲新，見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；曹操，漢獻帝時權相，其子曹丕代漢自立，見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。
明堂，古時施政行禮之地；辟雍，古時學校；封禪，古時帝王祭天地，刻石紀功。
朱熹《論語章句集註·述而》：“孔子以生知之聖，每雲好學者，非惟勉人也，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，若夫禮樂名物，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。”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九章：“齊宣王問曰：‘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？已乎？’孟子對曰：‘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’”
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第六章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”
《禮記·王制》：“大學在郊。天子曰辟雍，諸侯曰泮宮。”辟雍，如雍水環繞如璧；泮宮，學官在泮池之旁，“泮”即“半”，南通水而北無水。
《論語·八佾》第三章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”
聲爲律而身爲度者，出自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：“禹爲人敏給克勤；其德不違，其仁可親，其言可信；聲爲律，身爲度，稱以出；？ ？穆穆，爲綱爲紀。”
《論語·泰伯》第四章：“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”
《尚書·堯典》：“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。”
《尚書·舜典》：“在璇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”七政，日月金木水火土之運行。
《孟子·盡心上》第四十六章：“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；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爲務。堯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務也；堯舜之仁不遍愛人，急親賢也。不能三年之喪，而緦小功之察；放飯流陃，而問無齒決，是之謂不知務。”
《左傳·昭公九年》：“我在伯父，猶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民人之有謀主也。伯父若裂冠毀冕，拔本塞原，專棄謀主，雖戎狄其何有餘一人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四章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飽食、暖衣、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
《尚書·堯典》：“放齊曰：‘胤子朱啓明。’帝曰：‘籲！囂訟可乎？’”故孟子曰：“丹朱之不肖。”
銓軸，選官之職；藩臬，行政之職；臺諫，諫言糾察之職；宰執，宰輔一國之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