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篇

　　文章都来源于《五经》：诏命策檄，是从《尚书》中产生的；序述论议，是从《易经》中产生的；歌咏赋颂，是从《诗经》中产生的；祭祀哀诔，是从《礼记》中产生的；书奏箴铭，则是从《春秋》中产生的。朝廷的典章制度，军队的誓诰之辞，能够彰显仁义，阐发功德，还能治理人民、建设国家，所以文章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。至于以文章陶冶性情，或以文章对别人婉言劝谏，体味那种特别的审美感受，也是一件快乐的事。如果平时修持忠孝仁义尚有余力，也可以学学这类文章。但自古以来，文人多陷于轻薄。屈原表露才华，自我宣扬，暴露国君的过恶；宋玉相貌艳丽，被当作戏子对待；东方朔言行滑稽，缺乏大臣之庄重；司马相如攫取卓王孙的钱财，毫无节操；王褒私入寡妇之门，竟还在《僮约》一文中自我宣扬；扬雄作《美新》歌颂王莽，其品德因此遭到大众的怀疑；李陵向外族俯首投降；刘歆在王莽的新朝反复无常；傅毅依附权贵；班固剽窃他父亲的史书；赵壹为人过分倨傲；冯衍因秉性浮华而屡遭压抑；马融谄媚当朝权贵而遭致讥讽；蔡邕公然哀悼恶人，同遭惩罚；吴质在乡里仗势横行；曹植傲慢不驯，触犯刑法；杜笃向人借钱，不知满足；路粹心胸过分狭隘；陈琳粗枝大叶；繁钦不知检点约束自己；刘桢性情倔强，被罚做苦工；王粲轻率急躁，遭人嫌弃；孔融、祢衡放诞倨傲，口出狂言，招致杀身之祸；杨修、丁廙鼓动曹操立曹植为太子，最终自取灭亡；阮籍因无礼败坏风俗；稽康因欺物不得善终；傅玄因愤争而免官；孙楚因夸耀而欺上；陆机因作乱而冒险；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；颜延年因负气而被免职；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；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；谢玄晖因侮慢而遇害。以上这些人物，都是文人中杰出的，其他不能统统的记起，大体如此。至於帝王，有的也未能避免这类毛病。从古当上天子并有才华的，只有汉武帝、魏太祖、魏文帝、魏明帝、宋孝武帝，都被世人讥议，不算有美德的君王。从孔子的学生子游、子夏到荀况、孟轲、枚乘、贾谊、苏武、张衡、左思等一流人物，享有盛名而免於过失祸患的，也时常听到，只是其中损丧败坏的占多数。对此我常思考，寻找病根，当是由於文章这样的东西，要高超兴致，触发性灵，这就会使人夸耀才能，从而忽视操守，敢於追求名利。在现在文士身上，这种毛病更加深切，一个典故用得恰当，一个句子做得清巧，就会心神上达九霄，意气下凌千年，自己吟咏自我欣赏，不知道身边还有别人。加以砂砾般的伤人，会比矛戟伤人更狠毒；讽刺而招祸，会比刮风更迅速。应该认真思考防范，来保有大福。

　　做学问有敏捷和迟钝，写文章有精巧和拙劣，学问迟钝的人不断积累，也可以达到到精熟；文章拙劣的人钻研思考，文章最后仍难免陋劣。其实只要有了学问，就是可以在世上为人，真是缺乏资质，就不必勉强执笔写文。我见到世人中间，有极其缺乏才思，却还自命清新华丽，让其丑拙的文章到处流传。这种人太多了，这在江南被称为“伶痴符”。近来我在并州见到一位士族，喜欢写引人发笑的诗赋，还和邢邵、魏收诸公开玩笑，人家嘲弄他，假装称赞，他就杀牛斟酒，请大家帮他扩大声誉。他的妻子很了解他，哭著劝他，他却叹著气说：“我的才华不被妻子认可，更何况是不相干的人！”到死也没有醒悟。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，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。

　　学作文章，应该先找身边的亲友征集意见，得到他们的评判，知道自己的作品拿得出手，才能脱稿。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，以免被别人耻笑。从古以来执笔写文的，多得说也说不清，但真能做到气势恢宏、华丽精美的，不过几十篇而已。只要体裁没有问题，辞意也还可观，就可称为才士。但要当真惊世流俗压倒当世，那恐怕要等到黄河水变清了。

　　写文章，就好比人乘骏马，虽然颇有俊逸之气，也应该用衔勒来控制它，不要让它错乱轨迹、肆意放纵以致坠入坑崖之下。

　　文章要以义理意致为核心脊梁骨，气韵格调为筋骨，用典合宜为皮肤，华丽辞藻为冠冕。如今相因袭的文章，都是弃本趋本，大多浮艳，辞藻和义理相竞，辞藻胜而义理伏，用典和才思相争，用典繁而才思损，放逸的奔流而忘归，穿凿的补缀而不足。

　　时世习俗既如此，也不好独自立异，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头。真出个负重名的大才，对这种体裁有所改革，那才是我所盼望的。

　　古人的文章，气势宏大，滞洒飘逸，体度风格，比现今的文章真高出很多。只是古人在结撰编著中，用词遣句、过渡钩连等方面还粗疏质朴，於是文章就显得不够周密细致。如今的文章，音律和谐华丽，辞句工整对称，避讳精细详密，则比古人的高超多了。应该用古文的体制格调为根本，以令人的文辞格调作补充，这两方面都做得好，并存不可以偏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