檄移

　　雷声的震动，从光耀的闪电开始；军队的出征，要首先传出其威武的声势。因此，看见闪电就畏惧强烈的雷声，听到声势就畏惧军队的威力。军事行动首先要传出声威，这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习惯了。相传有虞氏便开始警诫国内百姓，夏后氏已开始教训军队，殷代帝王也曾在军门外训示百姓，周武王在交战之前对军队进行过训誓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有虞氏的警戒士兵，还是夏、商、周的教训部队，都是宣传教育自己的民众，还没有树立让敌人畏惧的声势。到周穆王西征大戎的时候，祭公谋父提出：“古代有威严地谴责敌人的训令，有诰诫对方的文告。”这就是檄文的源头了。到春秋时期的征伐，由于周王朝衰微，出征作战一般由诸侯发动，因为担心对方不服，所以就为出兵寻找正当的名义，用以振奋军队的威风，揭发对方的昏乱；这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：“一方面用文辞告诫对方，一方面用武力强迫对方。”春秋时齐桓公征讨楚国，士借口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茅草；晋厉公讨伐秦国，曾斥责秦国侵挠焚烧晋国箕、郜等地的罪行；齐国的管仲，晋国的吕相，在齐晋两国出兵之前向敌国的指责，仔细研究它的意义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檄文了。到了战国时期，才正式称这种文辞为“檄”。所谓“檄”，就是明白，就是把问题宣扬揭示出来，使之明明白白。张仪的《为文檄告楚相》，是一尺二寸长的简书，因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，所以有的称为“露布”，用以扩大视听。

　　军队士用来平定祸乱的，任何个人都不敢自作主张。即使皇帝亲自出征，也要说，他是“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”；诸侯用兵，就说他是敬奉帝王之命来进行诛伐。所以，古代帝王遣将出征时，不仅要扶着战车送行，还要发布檄文公布征伐的理由。奉持正直之辞去讨伐敌人，不仅要使自己的行动果敢坚毅，并且要用有力的檄文，形成强大的威力：使讨敌的声威如暴风袭击，气势如彗星横扫；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，聚集于讨伐的罪人；在敌人罪恶达到最严重的的时候征讨，显示出敌人无比巨大的罪恶；用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，稳定顺服者的决心；使敌人的百尺战车，被咫尺檄文摧毁，让地方坚固的城防，被一纸檄文推倒。东汉隗嚣的《移檄告郡国》，列举王莽“逆天”、“逆地”、“逆人”三大罪状。它的文字不加雕饰，但用辞确切，事理明显，这说明隗嚣门下的文士，已掌握檄文的基本体制了。汉未陈琳的《为袁绍檄豫州》，写得理直气壮。虽然其中骂曹嵩是宦官的养子等，对其隐密揭露过分；说曹操设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从事的挖坟盗墓活动，有点诬过其实，但能以抗直的文辞写其罪过，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。陈琳敢于对着曹操的锋芒，幸而后来竟免于被曹操当做袁绍的党羽而杀掉。魏国钟会的《移蜀将吏士民檄》，用历史事实作证验，也讲得很明白。东晋桓温的《檄胡文》，着眼于敌人的罪恶更为急切。以上这些，都是写得很有力的檄文。

　　檄文大致遵循的原则，一是表明我方的美善兴盛，一是揭露对方的暴虐苛政；指明天道，分析人事，计算强弱，衡量权势；引往事以预卜敌方失败的命运，举成例示对方以鉴戒。虽说是基于本国的信用基础，但实际上是有兵不厌诈的成分。用巧诈之辞来宣传自己的意旨，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。以上几点，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违背的。因此，檄文的写作，无论确立意义或运用文辞，都必须做到刚健有力。在檄文上插上羽毛是表示紧急，就不能把文辞写得过于松缓；敞露简板向大众宣传的檄文，是为了向众人宣示主张，不能将意义隐藏起来。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，气势盛大而言辞果断，这就是写檄文的基本要点。如果写作檄文时卖弄曲折之趣，细密之巧，那就没有什么可采用的价值了。此外，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，也叫做“檄”，这是在公开表示选拔人才的诚意。

　　所谓“移”，就是转变；就是改变风气，更改风俗，颁布法令但民众肯于跟随执行。西汉司马相如的《难蜀父老》，文辞明白而比喻广博，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征。到东汉刘歆写的《移太常博士书》，文辞有力而意义明辨，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。西晋陆机的《移百官》，言辞简约而叙事明显，这是军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。所以，檄和移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。在军事上，对反对派用檄，对顺从的人则用移。用移文来淘洗老百姓的思想，使上下牢固一致。移和檄的意思和运用虽然稍有不同，但体制和基本意义是大致相同的；移文的情况和上述檄文错综相近，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。

　　总结：

　　好像三面驱赶禽兽，要把捕网的一面放松；对各种罪人的征伐，先要用檄文声讨。檄文要像镜子一样显示凶吉，像占卜一样向敌人表明其成败。

　　要狠狠打击罪魁祸首，消灭那害人的毒虫。移文确实可以移风易俗，就如草的顺风倒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