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说

　　圣人先哲将永恒不变的训导称作“经”，将解释“经”的精义、阐述“经”的义理的著作称作“论”。“论”，即道理，道理正确，便不悖于圣人先哲之意，经书的原意也不会受损。从前，在回答弟子和时人问题时，孔子说了很多精妙的话，在他死后，弟子们就把这些话记录下来，因为谦虚不敢称作“经”，只称作《论语》。后人写论文、论著时，就开始称作“论”。在《论语》以前，一般的“经”中不以“论”作书名、篇名。《六韬》中的两篇论——《霸典文论》和《文师武论》，大概为后人追加！

　　详察“论”这种文体，存在着各种支流：陈述政事的，与议论文和说理文要求相同；注释经书精义的，与传文、注释相近；辩论历史的，与赞辞、评语意义一致；诠释文章的，与序文、引言一致。所以，“议”即要说适宜的话；“说”即说令人感觉动听服膺的话；“传”即将老师的话向后世转述；“注”即对经书字词意义的解释；“赞”即说明经书全文的意义；“评”即对经书做出公平的评论；“序”即对原文内容的次第顺序给出交代；“引”即用引述法说明正文内容。这些文体虽然存在着名称上的区别，但都是论述道理的。所谓“论”，综合各家说法，即深入探讨某一义理的文章。

　　所以，庄周的《齐物论》，以论作为篇名；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列出了六篇“论”。汉宣帝时，皇帝召集儒生在石渠谈经论艺，汉章帝在白虎观与众儒生讲读“五经”，都是为了对圣人之道进行阐释，讨论其中的异同，其实是谈论论文的文体形式。班彪的《王命论》，严尤的《三将军论》，就已能将情理表述明白，并借用史实论证了。等到曹魏时期，曹操刚刚建立霸业不久，就兼用名家和法家学说巩固统治，从傅嘏、王粲的论文就可以看出，时人已能熟练运用相关理论了。正始年间，当时文人仍然注重继承前代文风。受何晏等人的倡导，讲玄之风开始盛行，于是老庄学说大行其时，与儒家思想平分秋色。详细观览傅嘏《才性四本论》，王粲《去伐论》，嵇康《声无哀乐论》，夏侯玄《本无论》，王弼《易略例》，何晏《道德论》等，都是有别于前人的匠心之作，笔锋新颖，论述精密，算得上论著中的精彩之作。此外，像李康《运命论》，在论述命运上与王充《论衡》相同，但文采却远超《论衡》；陆机《辨亡论》，模仿贾谊《过秦论》而作，却远比不上它。即便这样，它们也是这类文章中较好的了。

　　再如晋代宋岱、郭象等人的著述，都能敏锐地触碰到事物变化精深微妙的境界；同为晋代的王衍和裴□，则是在“尚无”和“崇有”上展开辩论和交锋。他们都是创名当世又扬名后世的著名人物。始终坚持“有”的人，是将眼光拘泥在形体上；而始终坚持“无”的人，又囿于无声无形的“虚无”之中。白白地对义理进行精辟的片面解释，却没能求得正确且全面的道理；探索到了神妙深奥的自然之理，只有佛学“有无不分、无思无欲”那样的最高境界吧？东晋时期，文人们都开始清静无为的玄学空谈，即便有所创新，也是对前人的引述罢了。至于此时张衡的《讥世论》，非常像是以俳优戏子的口吻开玩笑；孔融《孝廉论》也只说些玩笑话了；曹植《辨道论》就跟抄书没什么差别了。如果写作论述时不能坚持正道，就不如不写了。

　　考察“论”这种文体，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。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，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；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，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。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，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。所以，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，避免写得支离破碎；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，把论点组织严密，没有漏洞；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，使论敌无懈可击：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。因此，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，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。如果斧子太锐利，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；巧于文辞的人，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，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，但检查实际情形，就会发现是虚妄的。只有有才德的人，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，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？

　　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，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，这种碎杂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，但会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。不过像秦延君注《尚书·尧典》的“尧典”二字，就用了十多万字；朱普注《尚书》，用了三十万言；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，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句之学了。如毛亨的《毛诗诂训传》、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、郑玄的《三礼注》、王弼的《周易注》等，其传注都简要明畅，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。

　　所谓“说”，就是喜悦；“说”字从“兑”，《周易》中的《兑卦》象征口舌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。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，就必然是虚假的；所以，虞舜曾惊震谗言太多。自来善说的人，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，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；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后，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；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，因而保存了鲁国等：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。

　　到了战国时期，七国争雄，游说之士风起云涌；他们用合纵、连横之说参与谋划，用纷坛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，用圆转如弹丸的方法来施展其巧妙的辩辞，或用首先飞扬声誉以引出对方的论点，然后加以钳伏的妙术。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，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，他的一张嘴唇，胜过百万雄狮；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，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。到汉代平定秦、楚之后，辩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。汉代的少数说客，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，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。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，张释之的附会时事，杜钦的文辞辨析，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，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，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；但都不过看风驶舵，迎合趋势，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。

　　“说”贵在合于时机，或缓或急，灵活运用，不仅仅是婉言陈说，也要书写成文。如战国时范睢的《献书昭王》，要求进言献策；秦代李斯的《上秦始皇书》，谏阻驱逐客卿；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，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；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，却能功业告成，计议符合，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。此外，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，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，所以，虽有危险却无罪过。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，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，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，却很少有人重用他。

　　说理文的关键，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；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，又要不妨害自己的荣显。除了欺骗敌人，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。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，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，这就是“说”的基本特点。可是，陆机的《文赋》却说：“说”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。这是什么话呢？

　　总结：

　　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，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“论”。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，说服天下人的心意。

　　即使抽象的阴阳变化之理，也要说得令人不疑；秘奥的鬼神之道，也同样不能隐避。用“飞钳”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，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