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兴

　　《诗经》里边的作品，体大思精；其中包含着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六项。在毛亨作《诗训诂传》时，特别提出“兴”来；难道不是因为通贯全书按照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来分类，而“赋”则和直陈手法一样，“比”明显而“兴”隐晦吗？所以，“比”是比附的意思，而“兴”则是起兴的意思。比附事理的，要使用贴切类比的方法来说明事物；起兴时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。由于引起情感，所以“兴”的文体才能成立；由于比附事理，所以“比”的文体才能产生。用比的方法，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；用“兴”的方法，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之情。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，所以诗人言志的方法也就有“比”和“兴”这两种表现方法。

　　试看用“兴”来寄托讽喻，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；表面上说的是小事，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。例如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·关雎》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，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“兴”；《召南·鹊巢》所说的鸤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，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“兴”。既然有取于贞静，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；同样，既然取其雌雄有别，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。这些诗句虽然明了但意义没有融通，所以只有看了注才能够明白。至于什么是“比”？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，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。例如《诗经》中的《卫风·淇奥》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，《大雅·卷阿》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，《小雅·小宛》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，《大雅·荡》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，《邶风·柏舟》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，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：这些相切合的形象，就是“比”的方法。还有《曹风·蜉蝣》说，“麻衣洁白如雪”；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说，“驾在车两旁的马，走起来像舞蹈一般”：这些也都是“比”一类的。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，屈原却忠君爱国，他继承《诗经》的优良传统而写作《离骚》，其中讽刺是兼用“比”、“兴”两种方法的。汉代文风虽盛，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，所以《诗经》讽刺的传统中断，而“兴”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。这时赋和颂很兴盛，“比”的运用风起云涌，越来越多，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。

　　“比”的手法，从比喻上来说并没有固定的规律：有时比声音，有时比形貌，有时比心情，有时比事物。宋玉《高唐赋》说：“风吹细枝，发出悲声，好像吹竽似的。”这是比声音的例子。枚乘《菟园赋》说：“众鸟飞得极快，好像白云间的点点尘埃。”这是比形貌的例子。贾谊《鵩鸟赋》说：“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，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？”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。王褒《洞箫赋》说：“箫声柔婉润泽，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。”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。马融《长笛赋》说：“音节繁多而连续，好像范雎、蔡泽的游说。”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。张衡《南都赋》说：“开始了郑国的舞蹈，好像剥茧抽丝似的。”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。诸如此类，辞赋里很多。作者天天用“比”的方法，久而久之就忘记了“兴”；他们习惯于次要的，而抛弃了主要的，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。至于扬雄、班固诸人，以及曹植、刘桢以后的作家们，描写山水云霞，无不运用“比”的方法来施展文采；其所以能写得动人，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。又如潘岳《萤火赋》说：“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。”张翰《杂诗》说：“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。”这也是“比”的方法。这类例子虽多，总以十分切合为佳。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，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。

　　总结：

　　《诗经》的作者运用“比”、“兴”方法，是对事物进行了全面观察。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物，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，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。

　　比拟事物的外貌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，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。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写进诗篇，就汇合成滔滔奔流的春水。